1939年，一位妇女为躲避国民党的追击，抱着九个月大的婴儿逃进了树林，只见敌人就要追上，她却索性解开了衣扣。 怀里的婴儿突然哭起来，哭声在寂静的树林里格外刺耳。 她摸到襁褓里那块沉甸甸的东西，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那是丈夫临走前塞进她怀里的，比命还重要的东西。 丈夫是镇上杂货铺的老板，可她知道，那些半夜来敲门的“客人”从不是来买东西的。 前几天夜里，他把油布包埋进米缸时，声音压得很低：“这里面是三百个兄弟的命，你得把它送出去。”她当时没敢多问，只记得油灯下他眼里的红血丝，像要烧起来似的。 逃亡的第八天，干粮袋空了。 在浏阳山下讨饭时，穿蓝布衫的农妇往她手里塞糙米饼，她却只掰了半块。 “够了，孩子小，吃不了多少。”农妇盯着她怀里的婴儿，叹了口气：“这年头，带娃讨饭最苦了。”她低头看孩子瘦得只剩皮包骨的脸，把饼塞进嘴里，没嚼几下就咽了得留着力气赶路，那油布包还在襁褓夹层里，硌得她胸口发疼。 树林里的特务越来越近时，婴儿的哭声突然拔高。 她来不及多想，解开衣襟把孩子抱进怀里。 乳头塞进孩子嘴里的瞬间，她感觉到特务的目光扫过她的脸，又落在孩子脸上。 “刚生完娃，男人被抓了，出来寻活路。”她故意让声音发颤，眼角挤出几滴泪。 特务踢了踢她脚边的破篮子，骂骂咧咧地走了。 她低头看孩子，他含着乳头睡着了，嘴角还挂着奶渍，而那块被汗水浸透的油布包，正贴着孩子的后背，温热得像她的心跳。 在醴陵山里发烧那天，她以为自己挺不过去了。 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用粗布巾擦她的额头，睁开眼看见个穿灰袍的郎中。 “娃也烧得厉害。”郎中说着，从药箱里拿出褐色药丸。 她却突然坐起来，从灶膛里抠了块黑黢黢的土，混着自己的唾沫抹在孩子额头上。 郎中愣了愣，没再说话，只是把药丸塞进她手里：“这土，以前我娘也用过。” 三个月后，在江西铜鼓的一间破庙里，她终于见到了丈夫说的“老李”。 解开襁褓夹层时，油布包上的奶渍已经变成了深色的印子。 老李掂了掂黄金，又看了看她磨穿鞋底的脚，突然朝她敬了个礼。 她往后退了半步，怀里的孩子醒了，咿咿呀呀地伸出手，抓住了老李的衣角那只刚接过黄金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 后来听说，那些黄金换了枪和子弹，在月形山打了场大胜仗。 再后来，她回到镇上，有人说她丈夫在转移时牺牲了，尸体是在虹桥乡的稻田里找到的。 她没哭，只是把油布包洗干净收进木箱，那上面的奶渍印怎么也洗不掉，像朵开在布上的花。 前几年整理老屋时，孙子从木箱底翻出那块油布。 “奶奶，这上面咋有印子？”她摸了摸那朵“花”，想起那天在树林里，孩子含着乳头睡着的样子。 “那是你爷爷他们用命护着的东西。”她把油布叠好，放回箱底，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落在布包上，暖烘烘的，像当年丈夫埋它时，米缸里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