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被俘留在大陆的部分国军将领，在参观武汉长江大桥后的一张合影留念，你知道他们当中，谁曾经的职位最高吗？ 那排灰色中山装里，真正能把一群老军人压住的，是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 照片上看不出什么，当年这顶帽子底下，管过十几万大军，也在徐蚌会战的泥水里把整支兵团赔了进去。 一九四八年夏天，他在庐山避暑，妻子蔡若曙怀着九个月的身孕，走路都要人扶。 命令上山，要他立刻回武汉，他行李一卷就走了，连肚子里的小女儿都没见上一眼。 几个月后，陈官庄被围，联络人员动员各军给杜聿明写劝降信，别人签名，他不签；记者追问他为什么不早一点投降，他拍桌子，只认一句“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战役结束，他在前线被俘，重庆那边却宣布“黄维阵亡”，追悼会照常举行。 消息传到家里，蔡若曙听到“战死”两个字，人是软的，心里那股劲却死活不信。 国民党大撤退，她一九四八年底抱着襁褓里的黄慧南，带着三个没成年的孩子去了台湾；又从台湾绕到香港，再往大陆打听，一家一家去问，这才弄清，人没死，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 刚关进去那几年，黄维骨头一点没软。 学习书发下来，他要么沉默，要么跟管教辩；要求写悔过，他说“无罪可悔”，只认自己把十几万大军打垮了；夜里不许关灯，他骂没有人性；看到日本战犯不用劳动，他当场发作，说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 走路照样挺着腰，留着那副胡子，在本子上抄《石灰吟》《正气歌》给自己打气。 蔡若曙只好一寸一寸把生活撑起来。 她字写得好，在上海给街道抄登记、出黑板报，争来一个进上海图书馆的岗位，靠微薄工资和公费医疗托着一家人。 大女儿黄敏南高考报复旦，材料一路往上送，经总理点头才算落定；小女儿读中学，几次被学校犹豫着推来推去，只好靠老师和女校长作保，北郊中学才肯接收。日子算不上宽裕，却被她硬生生撑住。 一九五六年，母女俩第一次获准去功德林探监。 隔着门一看，那个男人还是那副腰板，只是明显老了。蔡若曙一边劝他想想家里，一边把小女儿的照片递过去，他嘴上不肯松口，手却把相片塞进上衣左兜，像藏护身符。 从那以后，在押战犯开始被有计划地带出去，参加“五一”“十一”，坐专列去长春、去南京、去武汉参观，长春的一汽，南京的中山陵，武汉的长江大桥，都陆续走到眼前。 一九六五年，六十一岁的黄维随队到杭州、上海。 上海锦江饭店里，他第一次见到当年离家时还在母亲肚子里的女儿。 女孩原本只在宣传里见过“放毒气的杀人魔王”几个字，真面对面看到的，却是个拘谨又有点激动的老人。旁边站着便衣在做记录，父女还是聊开了。黄维一路讲沿途看到的工厂、公路和新楼，说国民党以前想做而没做成的事，现在共产党做了，而且做得不错，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第一批特赦名单通过广播念出，杜聿明等十人获释。 北京、上海事先都通知过黄家要“准备迎接”，结果名单里没有黄维。 许多年盼头当场断线。那天蔡若曙下班后带着一把安眠药躲进上海图书馆书库，被同事发现才捡回一条命，从此离不开药物和住院。 后来黄家姐妹才知道，父亲原本在内定范围里，战犯管理所坚持不同意，说这个人态度太硬。 之后黄维被押往抚顺，一面继续接受改造，一面琢磨所谓“永动机”，画图算数，终究做出的机器转几圈就停，只能当玩具。家里这边，黄慧南成了“老三届”，去吉林延边插队，心里总盘算着回程绕去抚顺看父亲，却始终没攒出那一段路费。 一九七三年，他写信回家，说自己在学《共产党宣言》，要买《提要和注释》，还把管理所里省下的钱往上海寄，让家里给闺女治病。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从沈阳来的十二次特快停在北京站，第七批、也是末批二百九十三名特赦战犯走下车，七十一岁的黄维拎着行李挤在其中，被安排留京，挂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牌子，一个月两百元工资。 蔡若曙在统战部门陪同下上了前门饭店的楼，推开房门，两个人隔着二十七年的空白对视，他坚持在套间里加一张床，让小女儿也住进来，神色里既有歉意，也有一点终于熬到头的得意。 一九七六年春天，这点得意就断了。 蔡若曙悄悄出了门，往家不远的护城河走，等家里反应过来，她已经不在岸上。 黄维明明不会游泳，也跟着跳下去，被人连拖带拽救上来，紧接着一场大病。后来他在政协做文史，也惦记两岸统一。 一九八九年两会期间心脏病去世。 再看一九七八年武汉长江大桥那张合影，中间那个人，就是这些故事的主人，也是职位最高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