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走出来的时候，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他拿着一封写着“暂不批准补发工资”的红头文件，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从1970年到1979年，李赤然每月仅领取30元生活费，原有工资停发，随身物品被集中保管。西安干休所条件有限，李赤然家属长期靠节省维持生活。 西安当地老干部中，类似情况并不少见，一些人甚至因生活困难延误治疗。李赤然对此少有怨言，但心里始终记着一笔账，这笔账不是钱数，而是制度是否讲理。 1979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开始集中清理冤假错案。根据中央军委有关文件，凡属政策处理不当的干部，统一恢复职务级别和政治结论。 李赤然的结论被正式纠正，文件明确写明“恢复原职待遇”。李赤然收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回到南京，向原单位提交申请材料，要求补发被停发的工资并归还封存物品。 在等待期间，李赤然查阅了1955年授衔时的档案复印件。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度。 按照当时标准，李赤然具备授予中将的条件，但李赤然本人以抗战时期职务调整为由，主动要求降一级授衔，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件事在南京军区内部并非秘密，也被记录在军队人事档案中。 李赤然一直认为，组织可以降待遇，前提是有明确依据。 三天后，南京军区空军主要负责人接见了李赤然。谈话过程并不复杂，重点只有一句话：“平反已经给了，补发工资没有必要再提。”这句话让李赤然当场沉默。 李赤然没有提高声音，也没有离开座位，只反复强调一件事：恢复待遇就应当包括被停发的工资。谈话最终中止，李赤然被礼貌送出办公室。 当天晚上，李赤然在西安写信给中央军委人事部门。信中没有情绪性语言，只列出三点要求：说明扣发工资的依据，说明物品封存的程序，说明补发标准是否执行统一文件。 信件寄出后不到一个月，军委相关部门派人到西安和南京调查，调阅1970年前后的会议记录和处理决定。 调查期间，李赤然仍然照常参加干休所的集体活动。有人劝李赤然算了，年纪大了，不必再折腾。李赤然听后只说了一句话：“账要算清楚，制度不能含糊。” 后来有人在笔记里记下了一句老话：“制度若靠人情维持，公平便无从谈起。” 调查结论形成后，补发工资的批文开始走程序。具体金额按原工资标准计算，补发至1980年初。李赤然并未要求恢复职务，也没有提出额外补偿。 住房分配时，李赤然分到的面积低于规定标准，李赤然只登记了情况，没有再上报。 事情并未就此完全结束。军委在随后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将李赤然的情况作为老干部待遇执行的讨论案例。相关会议纪要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文件，不得以个人意见代替制度执行。 至于南京那次被拒绝的原因，调查材料并未公开说明，只留下“执行不规范”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