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国画大师徐悲鸿在香港花1万元，外加自己的7幅画作，买下了一幅陈旧发黄，没有落款，不知朝代的画。 当时有人劝他，这钱够在上海买三套洋楼，换一堆废纸值得吗？徐悲鸿只是摸了摸画绢上的霉斑，没说话。 那年冬天香港的海风特别冷，抗战的炮声已经烧到北平。 徐悲鸿应港大邀请办展，闲时跟着许地山夫妇去拜访德国收藏家马丁夫人。 四大箱古画里，这幅没署名的长卷被压在最底下，绢面脆得像干树叶。 许地山后来回忆，徐悲鸿蹲在地上看了三个钟头，手指顺着线条比划，突然抬头说：“这画得跟吴道子学过。” 展开画时，87个神仙排着队往前走。 没有颜色，只用墨线勾出衣袍、飘带、法器，东华帝君的玉圭，南极帝君的拂尘，连小仙童手里的莲花瓣都透着劲。 最绝的是衣纹，笔锋一转，像真有风从画里吹出来，把衣角掀得飘起来，连神仙的胡须都跟着动。 后来有人拿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摹本对比，说这线条里有“吴带当风”的影子，但更利落些。 1942年昆明的防空警报响得频繁。 徐悲鸿带着这幅画办义卖展，想给远征军筹点军费。 那天警报解除后，办公室的门锁被撬了，画和三十幅作品都没了。 他血压一下子冲到200，躺在床上喃喃：“画没了，我这辈子白干了。”学生卢荫寰在重庆的黑市蹲了半年，才从一个商人嘴里听到消息画落到了刘汉均手里，那人知道这是徐悲鸿的命根子。 1944年的重庆谈判桌上，刘汉均把画摊开，绢边已经磨破，徐悲鸿题的“悲鸿生命”印章被刮得只剩印泥残痕。 他要二十万银元，再加四十幅徐悲鸿的画。 那时法币天天贬值，二十万够买半条街的商铺。 徐悲鸿没讨价，连着三个月没怎么睡觉，画了四十幅奔马、泰戈尔像，连给妻子廖静文画的肖像都拿去抵了。 拿到画那天，他用袖口擦画绢上的指纹，手一直在抖。 1953年徐悲鸿走后，廖静文打开他的木箱，里面除了这幅画，还有张字条：“此卷为中国艺术至宝，应归国家。”后来画进了中国美术馆，修复师用蚕丝一点点补绢上的破洞，发现霉斑底下还藏着几处淡淡的铅笔稿当年画家用炭条打稿的痕迹。 现在去看展，隔着玻璃能看到那些修补的丝线，像给古画织了件透明的衣裳。 这些年专家吵来吵去，有人说这是宋代李公麟的摹本，碳十四检测绢是北宋中期的；也有人说笔法像吴道子，可能是唐代画工的草稿。 但美术馆的讲解员从不提作者，只让观众看那87个神仙的眼睛每个眼神都不一样，有的悲悯，有的威严，像在说千年前的故事。 那幅曾经发黄的画，现在躺在恒温恒湿的展柜里，旁边挂着徐悲鸿当年换画的《愚公移山》草图。 草稿上还有修改的痕迹，愚公的肩膀被擦了又画，画得比原稿更沉。 战乱里用画笔和真心护住的，不只是一幅古画，是中国人没断的文化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