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敢说贵州穷？一个工会的原副主席被查，都是数额巨大，而且是特别巨大。 ​贵州不差钱，只是被少数人搞到自己的腰包里去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越是偏僻落后的地方，贪腐越严重，而且查出来都不是小数目。 这种现象其实并非今时独有，回溯贵州的历史，偏僻之地的贪腐与治贪，早已上演过无数次拉锯。明代的西南土司制度下，这种矛盾尤为突出。 万历年间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在贵州遵义一带盘踞720余年，堪称“土皇帝”。他仗着山高皇帝远，一边向朝廷虚报贡品，一边在辖区内横征暴敛，连盐粮转运都成了敛财工具。 为建造海龙屯城堡，他征调8万役夫耗时4年，用千斤巨石砌筑18道险关，宫室雕龙饰凤，奢靡程度不输宫廷。而当地百姓却在其压榨下，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系。 这种贪暴最终引发“平播之役”，明朝动用18万大军，耗费147万两白银，才将这场叛乱平定。杨应龙自焚而亡，但其留下的教训深刻——偏僻从不是贪腐的借口。 反观同一时期的明成化年间，巡按贵州的杨纯却走出了另一条路。当时贵州铜矿、陶瓷贸易被贪官把持，连农人托运货物都要缴纳高额苛捐。 杨纯微服查访后，不仅严惩铜矿舞弊官员，还当众取缔剥削百姓的经纪行会，立下“永无经纪”的碑文。面对地瘠民贫的现状，他用“插黄旗免钱粮”的妙计，巧妙惩治了瞒报土地的豪强。 到了晚清，贵州贪腐依然猖獗。光绪年间，学政孙宗锡主持院试时，每人收取20两“亲供费”，相当于现在的万元巨款，还借修缮考棚之名中饱私囊。 时任贵州巡抚的岑毓英见状，掀起雷霆整治，一口气查办了包括巡抚、提督在内的四大案，淘汰近半数冗员，裁撤闲置机构，让官场风气为之一振。 更值得深思的是乾隆年间的柴桢案。这位从贵州举人出身的官员，升任两淮盐运使后，半年内就挪用库银22万两，最终被朝廷处决，连涉案的浙江巡抚也被牵连正法。 回头来看，古代贵州的贪腐往往源于“监管真空”与“权力膨胀”。偏僻的地理环境让中央管控滞后，而土司、地方官手握重权，便容易滋生贪念。 但历史也给出了答案：杨纯的“清慎勤”、岑毓英的铁腕整治，都证明只要监管到位、执纪从严，再偏僻的地方也能守住清廉底线。 如今的反腐力度远超古代，却仍有少数人顶风违纪。这不禁让人追问：究竟是地理阻隔的无奈，还是制度执行的疏漏？你觉得古代的治贪智慧，对今天还有哪些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