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日伪军听说村里来了个女八路，马上逮捕了她，然而，伪军头子见到她后，竟然马上说：“快把她送回去！少一根头发唯你们是问！” 麦子刚割完的庄坞村，土路上还留着车辙印。 日伪军踹开村西头那间草屋时，刘桂兰正把哭闹的孩子往襁褓里裹。 灰布军装的衣角露在粗布褂子外，被领头的伪军一把扯住：“八路军家属？带走！”围观的村民攥着锄头不敢动，看着她抱着孩子被推搡着往村口走。 谁都没想到转折点出现在伪军头子的马前。 这个昨天还扬言要“血洗窝点”的男人，盯着刘桂兰怀里绣着梅花的襁褓愣了半晌，突然给了身边人一个耳光：“瞎了眼！这是贺健团长的媳妇！”马鞭子在空中抽了个响，他亲自扶刘桂兰上了驴车，“嫂子莫怪，弟兄们有眼无珠。” 贺健这个名字，在鲁南的日伪军里像块烫手山芋。 1942年甲子山战斗，他带着教导2旅4团端了三个炮楼，伪保安团一个营被打得只剩十几人。 当地流传着“贺团长的枪子认衣服”，穿伪军服的见了他部队的军旗就得绕道走。 我觉得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恰好暴露了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平日里欺负百姓挺横，真碰上硬茬就怂了。 刘桂兰没上驴车。 她抱着孩子站在磨盘上，看着那群刚才还凶神恶煞的伪军：“要送我回去也行，得答应三件事。” 她伸出三根手指，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楚，“第一，把抢的粮食还给老乡；第二，修补被砸坏的门窗；第三，往后不许再进庄坞村一步。” 伪军头子连连点头，生怕她多说一个字。 这种“家属威慑”在抗战时期不算特例。 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的母亲1942年被扣押时，伪军同样没敢动她一根手指头。 这些被迫附逆的人心里清楚，抗日队伍的报复从不隔夜。 就像庄坞村的老人们后来常说的：“那会儿的硬气，都是拿真刀真枪拼出来的。” 那天傍晚，刘桂兰抱着孩子走进村口时，夕阳正照在祠堂的匾额上。 伪军留下的粮食堆在晒谷场，几个后生正清点数目。 后来三年，庄坞村再没见过日伪军的影子。 有人说这是贺团长的威名护着，也有人说，是那个抱着孩子站在磨盘上的女人，让敌人知道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 孩子的梅花襁褓后来一直挂在贺家老屋的墙上，磨盘边缘被刘桂兰踩出的浅坑也留了许多年。 这种把个人安危变成护村盾牌的智慧，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里，其实就是老百姓最实在的抗战，你护我家人周全，我守你后方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