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婆住的房子是大姑姐掏全款买的，可房产证写的是公公名。后来公婆跟大伯哥住一块儿，现在老人都走了，大伯哥直接说要继承这房子，说房产证是公公的名。 那年春天，大姑姐刚谈下一笔外贸订单，提成到账的当天，她没给自己买看中很久的珍珠项链，揣着银行卡就去了房产中介。公婆拉着她的手说“城里医院近，你爸这老寒腿也能少遭罪”，她看着母亲鬓角的白发，没多想就签了字——只是购房合同的“买受人”一栏，填的是公公的名字。 老人头七刚过，大伯哥就把房产证复印件拍在饭桌上：“爸的房子，按规矩就得儿子继承。”他媳妇端来刚炖好的鸡汤，笑着劝大姑姐：“你现在住大别墅，还缺这老房子？给侄子当婚房多合适。” 大姑姐当时正收拾母亲的针线筐，听见这话手一抖，顶针掉在地上，滚到墙角发出清脆的响。那顶针是她刚工作时给母亲买的，母亲用了十年，针脚磨得发亮。 老公蹲在院子里抽烟，烟蒂堆成了小山。他想替姐姐说句话，大伯哥眼睛一瞪：“这里有你说话的份？” 那天晚饭，孩子夹在中间啃排骨，突然小声问：“姑姑下次来，还会给我带巧克力吗？” 满桌的人都没吭声。 一个月后，大姑姐带着新买的被褥回去收拾房间，却发现门锁被换了。透过窗户，她看见自己给母亲买的羊绒毯上，堆着大伯哥儿子的脏球鞋。 她去找村支书评理，支书叹着气说：“按老规矩，家产就得留给儿子。” 三婶跟着帮腔：“你哥照顾老人那么多年，要点补偿也应该。” 大姑姐张了张嘴，那些她每个月打给老人的生活费、每年寄回去的降压药，突然像堵在喉咙里的棉絮，吐不出来。 有人问她：“当初为啥不写自己的名？” 她望着墙上公婆的遗像——那时父亲刚查出糖尿病，拉着她的手说“写我的名，你哥嫂就不会觉得你图啥”，她怎么忍心拒绝？ 法律上的“实际出资证明”，撞上了乡土观念里的“房产证署名即所有”，这场争执从一开始就带着撕裂的疼。大伯哥攥着“名分”不放，大姑姐捏着“事实”难舍，可在亲戚眼里，“老规矩”似乎比银行转账记录更有分量。 她咬着牙请了律师，把转账凭证、购房合同复印件堆了一桌子。开庭那天，大伯哥在法院门口撒泼：“你敢要这房子，我就死给你看！” 判决书下来那天，大姑姐拿着那张盖着红章的纸，手却一直在抖。法官说“房屋归实际出资人所有”，可她看着大伯哥媳妇抱着孩子在法院门口哭天抢地，突然觉得很累。 她最终把判决书锁进了抽屉，钥匙扔进了小区的垃圾桶。那套房子，装着她十年的孝心，也埋着一大家人的过往。 今年清明，大姑姐在电话里说她在海南买了套小公寓，房产证上只写了自己的名。背景音里有海浪声，她笑着说“这里的冬天不冷”。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老家的方向，想起公婆还在时，一大家人围坐吃饺子的场景。那时蒸汽氤氲着每个人的脸，谁能想到，最后会散得这么干净？ 利益面前，亲情真的只能是易碎的瓷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