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郭汝瑰是共谍，经常利用职务之便，故意制定必败的作战方案，把国军往火坑里推。 但对蒋校长稍有了解就知道，他喜欢越级指挥，他一个电话，国防部的命令就成了废纸。 说到底，国防部作战厅不过执行老蒋作战意志的工具而已。郭汝瑰制定的计划，没有老蒋拍板，不可能向下传达。 就拿淮海战役来说。大战前夕，何应钦召开国防部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解放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 郭汝瑰遵照何应钦的指示，拿出两套方案： 第一案，放弃陇海铁路沿线城市，徐州留一到两个军坚守，国军主力沿津浦路（徐州至蚌埠间）两侧摆开，作攻势防御，与解放军决战淮海； 第二案，徐州也不要了，直接退守淮南，凭河川防御，寻机击破解放军。 两套方案制定后，蒋介石派人询问杜聿明的意见。杜聿明回信，看好第二套方案。他认为徐州只留一到两个军，根本没用，战线都填不满，几乎等于不设防。国军数十万人沿津浦铁路两侧布防，也没有意义，只会处挨打的。倒不如集中主力于蚌埠附近，待解放军攻击顿挫时，机动转移攻势，击破解放军。 种种迹象表明，1948年下半年的国军已经不适应解放军的运动战+围歼战模式。既要又要，只会陷入“处处设防、处处被动”的困境。杜聿明的建议更靠谱。 结果蒋介石不愿弃城的执念，让他选择了第一套方案。 然而即便第一套方案，徐州方面后来也没能落实。 1948年11月8日，杜聿明指挥东北国军残部撤退完毕，飞抵北平。他此时尚不知道徐州的详细情形，还认为国军主力退守蚌埠，打算直接去到蚌埠指挥。 等第二天傅作义请杜聿明吃饭，说：何基沣、张克侠“叛变”，黄百韬兵团被围困在于碾庄！杜聿明差点没晕死过去，只觉得徐州战场好像刑场，自己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 问题出在哪呢？蒋校长要负大部分责任。 蒋介石打心底里从没想过主动放弃徐州，甚至到了明知不可守，仍要硬撑的地步。 而他又“人菜瘾大”，明明能力不足以掌握全盘，却要求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他的决定指示。这就导致既定方案全凭他本人的“灵机”一动，决策一再变更。 11月10日，杜聿明回南京质问顾祝同：“为什么徐州附近我军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及早撤退到蚌埠？” 顾祝同敢说老头子瞎指挥？只能说时间来不及。 潜台词：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 当天下午的军事会议，郭汝瑰报告最新作战计划，大意说：以李弥兵团守备徐州，以黄百韬兵团坚守碾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迅速由宿县东调，击破徐州、碾庄间之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蒋介石听完报告，不容别人插嘴，豪横地说：“一定要解黄百韬的围。” 这等于原定的作战计划又改了，邱、李、孙三个兵团需要在徐州附近与解放军决战。 杜聿明也不敢指责老头子，就把锅甩给郭汝瑰，认为是“蒋介石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 正当杜聿明准备当众郭汝瑰时，顾祝同发话，表示同意郭汝瑰的方案。杜聿明顿觉孤掌难鸣，争亦无益，索性闭嘴。 后来杜聿明前往徐州，提出先击破中野，再回头解黄百韬之围的方案。 刘峙认为太冒险了，到时候西路扑空，东路黄兵团被歼，被老蒋问责，便坚持按照郭汝瑰的方案救黄百韬。 蒋校长独断专行，催生了国军将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态。毕竟决策由最高层拍板，打输了也是上峰的问题，出错却要前线将领背锅，没人敢主动担当。 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黄维兵团被包围后，老蒋终于同意放弃徐州。杜聿明也硬气了一把，实施无线电静默，杜绝蒋校长微操。 但这难不倒老蒋，电台关闭，我还可以空投手令。而且不止空投一份，投一大堆，搞得人尽皆知，杜聿明想抗命都难。 事后复盘，国军无论是执行郭汝瑰最初制定的作战方案，还是杜聿明的“声东击西”的方案，淮海战役都不会输的那么惨，顶多就是献祭黄伯韬兵团和地方部队。邱、李、孙三个兵团大概率能撤出来。黄维兵团也不会搭进去。 然而蒋校长要亲自操盘，没困难也要创造困难。于是黄维，黄伯韬，孙元良，李弥，邱清泉，五个兵团全军覆没。 直到被俘，杜聿明才顿悟，郭汝瑰的影响顶多是“雪上加霜”，真正让淮海战役走向惨败的是国民党的体制绝症，民心向背，以及老蒋的瞎指挥。 这么看来，蒋校长比郭汝瑰更像共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