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5岁漂亮女红军被敌人抓住，捆在行刑台，她挺胸抬头，闭上双眼。谁料，一敌军军官摸着下巴，上下打量，说：“她，我要了！”说罢，一把扛起，朝家走去。   1937年的河西走廊，马家军那帮被老百姓喊作“害群之马”的军阀，占山为王，手段残暴，而在这些粗犷暴戾的男人堆里，被俘虏的女红军们，用最柔弱的身躯，硬是把“红军骨头”这四个字，像钉子一样楔进了敌人的心脏。   被抓捕的那一刻，敌人的嚣张是写在脸上的，你想想当时的场面，有的军阀军官直接把女战士当成了麻袋，扛在肩膀上就走，全然不顾那硬邦邦的枪托正硌在女战士的脊梁骨上，疼得让人直冒冷汗。   像张桂芳被捆着手，哪怕处境如此狼狈，她也没想过服软，拼尽全力用膝盖去顶那个壮汉的后背，这种反抗换来的往往是更多的辱骂，甚至是更加粗暴地摔在青石板上，那个年代敌占区的天，黑得让人喘不过气，街上的老百姓躲在门缝后头瑟瑟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出。   而在行刑台上，马家军原本想杀鸡儆猴，西路军妇女团的吴珍子本来都被马步芳下令“尽快处决”了，可就在她视死如归地高喊“共产党万岁”时，却因为长得漂亮，被一个叫韩德庆的军阀军官起了色心，一声“刀下留人”硬是把她劫回了家。   这看似是一条生路，实则是另一个地狱，那个军官甚至根本掩饰不住眼里的贪婪，老百姓心里暗骂“老色鬼”可没人敢当面吱声，你以为这些女红军到了“安乐窝”就会屈服，敌人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有的军官让人端来雪白的馒头、送来崭新的花布衣裳，还要摆出一副“跟着我吃香喝辣”的嘴脸，可像张桂芳这样的战士，回应只有一个动作：掀翻它，哪怕想把自己撞死在柱子上，被扯着头发威胁“别给脸不要脸”她也能一口唾沫啐在汉奸脸上。   喊出那句震聋发聩的话：“死也不做你们的狗”在吴珍子这边，情况更为惨烈，韩德庆把她扛回家就要施暴，面对这个在这片土地上可以横着走的男人，吴珍子没有吓哭，反而在挣扎中一口死死咬住了他的耳朵。   那一刻，疼痛和鲜血让韩德庆暴怒，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顿拳打脚踢和小黑屋的囚禁，但正是这一口，咬碎了军阀认为女人好欺负的幻想，更有意思的是，真正撕开这铁幕一角的，恰恰是那些被认为最卑微的“下人”和老百姓。   这就是红军的“伏笔”在军阀的大院里，其实早就埋下了人心的种子，那个看守张桂芳的老仆人，深夜里给死去的红军儿子烧纸，一句“儿啊，你要是没参加红军就好了”的叹息，却成了两人建立联系的契机。   一张藏在买菜篮底下的纸条，成了连接城外游击队的生命线，哪怕要在那昏暗的屋子里熬上七天，哪怕心急如焚，那种对于信仰的共鸣也足以支撑着那个带血的布条最终送达，同样的，吴珍子也是被韩德庆家的仆人趁黑偷偷放走的。   这种跨越身份的营救，哪里是什么运气，分明就是民心，哪怕吴珍子后来刚出虎口又入狼窝，被土匪头子马积福抓上山要当“压寨夫人”她也没有放弃这种民心的转化，一把冷枪指着土匪头的脑袋，硬是把“压寨夫人”变成了“卫生员”。   你很难想象，一个女红军在土匪窝里能干出什么事，吴珍子没有选择同流合污，反而在土匪群里搞起了“思想政治课”她跟这些杀人不眨眼的草莽谈未来、谈美好的社会，慢慢地，这帮土匪竟然真的转了性，开始保护起周边的百姓，甚至立誓不再害人。   这种改变，比杀掉一个土匪头子还要震撼，以至于后来马积福死后，吴珍子成了这支队伍的头领，她留下的理由不再是被迫，而是舍不得这方圆数十里被她护住的百姓，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1950年，当解放军在河西走廊扫荡残匪时，会遇到那样一幕奇景。   吴珍子带着队伍，把武器堆得整整齐齐，满怀愧疚地自称“叛徒”请求惩罚，可周围那些曾经视土匪如虎狼的百姓，却哗啦啦跪了一地，替她求情，若不是她，这十里八乡的人早就饿死、打死了。   无论是从后墙狗洞里拿着剪刀钻出来的张桂芳，还是带着“土匪”队伍投诚的吴珍子，她们身上都有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哪怕身陷囹圄，哪怕周围是烂泥潭，她们也没丢了那个为了“光明”而战的初心。   当张桂芳看到前来营救的班长那一身灰布军装时流下的眼泪，和吴珍子看着武器上交时的坦然，其实都在诉说着同一个道理：敌人的手段再狠，能困住人，却困不住那把“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