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一位女情报员抱着两岁的儿子去送信，半路却被特务抓住。突然，女情报员一把将孩子塞给日伪军，随后解开裤腰带说了一句：“我实在憋不住了！”说完就跑向了草丛！ 这位女情报员叫李桂兰，是河北涞源人。她男人原本是当地地下党的交通员，去年冬天给八路军送粮食时，被日军的巡逻队发现，拼着最后一口气把粮食藏进山洞，自己却被打死了。 男人走后，组织上本想让她带着孩子去后方，可她握着男人留下的那枚磨得发亮的铜哨子说：“他没干完的事，我接着干，孩子我带着，不麻烦组织。”从那以后，李桂兰就成了新的交通员，常抱着儿子小柱子，装作走亲戚的乡下媳妇，在日伪军的据点之间传递情报。 那天她要送的情报，藏在小柱子棉袄的夹层里——是关于日军下周要对周边八路军兵工厂进行“扫荡”的路线图。她从早上就出发，走了三个钟头的山路，眼看快到接头的村口，却没料到遇到了特务的埋伏。 三个穿黑褂子的特务突然从树后跳出来，举着枪喊“不许动”，后面还跟着两个背着步枪的日伪军。李桂兰心里一紧，下意识把小柱子往怀里搂了搂，可特务已经围了上来，其中一个瘦高个伸手就去抢她怀里的孩子：“搜搜这娃身上，说不定有猫腻！” 就在特务的手快碰到小柱子的时候，李桂兰突然把孩子往旁边的日伪军怀里一塞。那日伪军没防备，抱着软乎乎的孩子愣了一下，小柱子被吓得“哇”地哭了起来。 桂兰趁机往后退了两步，手已经摸到了裤腰上的布带——她知道，特务肯定要搜身，藏在孩子棉袄里的情报要是被搜出来，不仅兵工厂要遭殃，接头的同志也会暴露。 她故意把脸憋得通红，声音带着急慌慌的颤音：“老总，俺一个妇道人家，带着娃走亲戚，能有啥猫腻？就是刚才走山路喝多了凉水，实在憋不住了！”一边说一边解开裤腰带，动作慌慌张张的，倒真像个急着找地方方便的乡下女人。瘦高个特务皱了皱眉，啐了一口：“娘们就是麻烦，快点！我们盯着呢，别耍花样！” 李桂兰抱着胳膊往草丛里跑，脚下却没停，借着野草的掩护，飞快地蹲下身。她左手按住小柱子棉袄的夹层，右手指甲用力抠开缝里的棉花——那情报是用米汤写在糙纸上的，叠得比指甲盖还小。 她不敢多想，把情报塞进嘴里，牙齿用力嚼了起来，糙纸刮得喉咙生疼，她却连眉头都没皱，直到把纸嚼成糊状，咽进肚子里。这才又扯了扯衣服，故意磨蹭了半分钟，才慢悠悠地从草丛里走出来。 特务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上来就搜她的身，从棉袄到裤脚，连鞋底都翻过来查了，没找到任何东西。又去翻小柱子的衣服，小柱子哭得更凶，那个抱着孩子的日伪军有点不忍心，嘟囔了一句：“就是个普通娃，能藏啥？”瘦高个特务瞪了他一眼，又问李桂兰：“你到底去哪走亲戚？地址说清楚！”李桂兰早就想好了说辞，报了个附近村里一个真实存在的远房亲戚的名字，还说了几句当地的土话，特务问了半天，没找出破绽，最后只能把她和孩子带到据点的临时牢房里关押。 在牢房里，小柱子还在哭，李桂兰抱着他，一边拍着后背哄，一边在心里盘算：情报已经毁了，可接头的同志还在等消息，得想办法把“消息没送出去”的信儿传出去。 当天晚上，她趁着看守换班的空隙，把藏在头发里的一根细铁丝抽出来，在墙上刻下了一个小小的“叉”——这是她和组织约定的暗号，意思是“情报受阻，计划有变”。第二天早上，负责送饭的老乡是地下党的联络员，看到墙上的“叉”，心里立刻明白了，悄悄给她递了个眼神，转身就把消息传了出去。 后来，组织上趁着据点里的日伪军去“扫荡”，派人把李桂兰和小柱子救了出来。可没过多久，李桂兰又抱着孩子上了路——她跟组织说，小柱子跟着她，反而安全，能帮她打掩护。 有人劝她，太危险了，万一孩子出事怎么办？她摸了摸小柱子的头，眼睛红了，却笑着说：“他爹是为了打鬼子没的，我带着他接着干，等他长大了，就知道他爹是啥样的英雄。” 1942年的华北，像李桂兰这样的女情报员还有很多。她们不是什么大人物，没读过多少书，平时是洗衣做饭的媳妇，是哄娃睡觉的母亲，可一旦扛起情报工作的担子，就成了不怕死的战士。 她们藏情报的地方可能是孩子的棉袄、自己的发髻，甚至是鞋底的夹层；她们应对危机的办法，可能是乡下女人最朴素的“急中生智”，却在生死关头护住了最关键的消息。 这些女人，心里装着家国，也装着孩子；手上能抱娃，也能藏情报；既能在灶台前做饭，也能在枪口下冒险。她们用最平凡的身份，干着最伟大的事，把母亲的柔软和战士的坚硬，揉进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