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一桩冤案在甘肃武威上演。 当时没人愿意相信，这个平时说话都带着乐感的知识分子，会做出这种事。 裴树唐在文化馆教唱歌有些年头了，1986年夏天收下刘慧芳这个学生时，本来想好好培养这个好苗子。 每周三次的一对一教学，都是在文化馆那间朝南的办公室里进行，窗户上挂着厚重的蓝色窗帘，主要是为了隔音。 刘慧芳进步很快，从气息不稳到能完整唱完《在希望的田野上》，也就用了两个月。 平静的教学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 那年9月的一个下午，刘慧芳的未婚夫曹武安突然闯进办公室。 当时刘慧芳刚练完高音，脸颊通红，窗帘又拉着，曹武安一看这场景就炸了。 他是当地工厂的保卫科干事，性格本来就急，当场就和裴树唐吵了起来，说要去派出所报案。 谣言传得比歌声还快。 文化馆领导怕影响单位声誉，没等调查清楚就停了裴树唐的课。 曹武安天天来单位闹，刘慧芳夹在中间，刚开始还辩解两句，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松了口，说裴树唐对她动手动脚。 12月，裴树唐被逮捕的时候，口袋里还装着给学生改好的乐谱。 法庭上的情况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憋屈。 裴树唐请的律师想从教学细节入手辩护，说声乐教学难免有肢体接触，比如纠正站姿手势什么的，但法官没怎么听。 刘慧芳的证词成了关键证据，加上几个同事模棱两可的好像看到窗帘总拉着的说法，最后判了七年。 监狱里的日子，裴树唐过得比谁都拧巴。 其他犯人知道他是强奸犯，都躲着他，劳动时故意把重活推给他。 本来想过认罪减刑，早点出去照顾女儿，但后来发现那样就真成了一辈子的污点。 他开始在监狱图书馆找法律书看，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写申诉材料，写了改，改了写，七年里寄出去的申诉信有厚厚一沓。 1993年刑满释放那天，裴树唐没让家人来接。 他穿着出狱时发的蓝色中山装，站在监狱门口晒了半小时太阳。 街道办的人劝他找个临时工先干着，他没答应，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开始在武威城里转悠，挨家挨户找当年认识的人，想搜集证据。 这一找就是七年。 2000年冬天，裴树唐打听到刘慧芳嫁到了宁夏，二话不说揣着干粮就坐火车过去了。 在那个偏远的小镇上，刘慧芳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哭了，说当年是曹武安逼她做的假证，这些年心里一直不安。 她当场写了份忏悔书，还录了音，说愿意出庭作证。 有了新证据，申诉之路还是走得磕磕绊绊。 地方法院来回踢皮球，说时间太久不好查证。 裴树唐跑到兰州，在省高院门口守了半个月，终于等到一位愿意看材料的法官。 2010年，高院决定再审的那天，裴树唐把这个消息告诉女儿时，电话里的声音都在抖。 2011年秋天的再审法庭上，刘慧芳的证词推翻了之前的说法。 她哭着说当年因为害怕退婚，才编造了那些话。 法官当庭宣布裴树唐无罪释放时，他没哭，就是盯着墙上的国徽看了很久。 走出法院的时候，有记者问他有什么想说的，他想了想说，希望以后别再有人受这种罪。 拿到国家赔偿款后，裴树唐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了架二手钢琴。 他重新回到文化馆教唱歌，只是再也不敢单独给女学生上课，每次都要敞开办公室门。 有人问他恨不恨刘慧芳，他说都过去了，现在看见学生唱歌跑调，还是忍不住想帮着纠正。 裴树唐的故事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二十五年的时光换一个无罪判决，到底值不值？但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比时间更重要。 现在法治越来越完善，像这样的冤案越来越少，这或许就是对那些曾经蒙冤的人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