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无耻的是，乌克兰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逃出乌克兰的那一千多万富有乌克兰人。 联合国难民署2025年数据显示，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累计有690万人逃往境外，加上境内370万流离者，超千万人背井离乡。 但鲜少被提及的是，这场逃亡从一开始就带着鲜明的阶层烙印。 2022年2月24日俄军发动进攻当晚，基辅富人区的车库彻夜轰鸣，装满奢侈品的SUV沿着向西的公路排成长龙，而第聂伯河畔的贫民区，58岁的钳工伊万守着生锈的拉达轿车，因为凑不齐油费被困在交火区。 波兰边境的监控记录显示，战争头两周，持申根签证的乌克兰人通关速度是普通民众的3倍，他们中不少人早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就购置了西欧房产。 战争的第一个夜晚，基辅的天空被火光照亮，城市里两种截然不同的逃离场景也在同时上演。在市中心的富人区，地下车库的引擎轰鸣声彻夜未停，一辆辆装满行李的豪华SUV汇入向西的车流，车窗里映出的是一张张焦急但有序的脸。 他们中的许多人，手机里早就存好了备用的路线，护照里贴着申根签证，甚至在波兰、匈牙利或者奥地利，早就有一处舒适的房产在等着他们。这更像是一场提前规划好的撤离，而不是一场仓皇的逃难。 而就在几公里外，第聂伯河畔的老旧公寓楼里，58岁的钳工伊万却只能守着他那辆生了锈的拉达轿车发愁。他不是不想走，而是油箱是空的，钱包也是空的。 对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普通人来说，战争来得太突然，他们没有第二套房产，没有海外账户，甚至连加满一箱油的钱都得仔细盘算。逃离，成了一种奢侈的特权。 这种特权在边境线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波兰边境的监控记录后来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战争爆发的头两周，持有申根签证或其他西方国家长期居留许可的乌克兰人，其通关效率几乎是普通民众的三倍。 他们熟悉规则，懂得如何与边境官员沟通，甚至有些人直接通过外交通道或VIP通道快速通过。这些能快速通关的人，大多是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就已经开始为自己和家人铺设“后路”的精英阶层。 他们在基辅经营着公司，在利沃夫拥有度假屋，在柏林或维也纳存放着资产。当警报拉响时，他们的“B计划”瞬间启动，而这份从容，是无数普通人无法想象的。 这种鲜明的对比，其实并非偶然。早在2014年之后，乌克兰的寡头和新兴中产阶级上层就已经开始了财富和身份的“国际化”进程。他们将孩子送到欧洲的私立学校，在海外购置不动产，将资产转移到更稳定的金融体系。 这既是商业避险的常规操作，也无形中为八年后的全面战争埋下了伏笔。当危机真的来临时，他们早已不是单纯的乌克兰公民，而是拥有多重身份和退路的“全球公民”。 他们的国家在燃烧，但他们本人却能迅速切换到安全模式，继续享受着和平与稳定。这种物理上的脱钩，也让他们在情感上与国家的苦难产生了距离。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场精英阶层的大规模出走，带走的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更是乌克兰重建所急需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一个国家的战后重建，需要的是最富有的一群人回流投资，需要最顶尖的头脑贡献智慧。 但当这些本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群体，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选择了最彻底的抽身，这无疑给乌克兰的未来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谁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经济真空？谁来为那些被毁坏的城市和工厂注入资金？ 当战争结束，那些在海外的别墅里遥控指挥产业的富豪们，还会愿意回到满目疮痍的故土，从头再来吗？这恐怕是一个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 与此同时，选择留下或被迫留下的，是另一群人。他们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教师，是拿起武器保卫家园的士兵，是冒着炮火运送物资的志愿者。他们没有退路，因为身后就是家园，就是父母妻儿。 他们的坚守与牺牲，构成了乌克兰抵抗精神的基石，但也反衬出那场“富人先行”的撤离是多么的刺眼。这场战争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了人性的复杂，也照见了一个社会内部早已存在的深刻裂痕。 当一千万人流离失所时，我们不能只看到一个宏大的数字，更应该看到数字背后，那一条由财富和权力铺就的、通往安全的快速通道，以及另一条由贫穷和无奈铺就的、通往未知的泥泞小路。这其中的是非对错，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