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病逝。临终前，邓稼先紧握许鹿希的手，说出“这辈子对不住你，下辈子还要选你”。 1950 年的中国，百废待兴的科研账本上，核物理领域还是一片空白。 邓稼先站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海风带着咸腥味掠过他攥紧船栏的手，口袋里两封信的边角已被汗水浸得发皱——一封来自钱学森，字里行间是“故国需要拓荒者”的恳切；另一封是吴大猷的，“物理大厦的基石，总要有人去垒”的字迹力透纸背。 他望着逐渐模糊的旧金山海岸线，怀里揣着的不仅是博士学位证书，还有一沓未完成的实验数据手稿。 回国后的第七年，苏联专家突然撤走，实验室里的外文图纸被连夜装箱拉走，留下的黑板上还残留着未擦净的公式。 邓稼先把办公室的木门卸下来当演算板，粉笔灰落满肩头，像一层薄薄的雪；馒头在桌边放凉了，他伸手抓起来啃时，才发现嘴角已沾了白灰。 理论组的年轻人后来回忆，那时总能在深夜听见他反复念叨：“中子输运方程不能错，一步错，后面全是悬崖。” 1964 年的罗布泊，蘑菇云在戈壁滩升起时，他蹲在指挥车旁记录冲击波数据，钢笔尖在纸上抖了一下。 同一时刻的北京，许鹿希刚结束一台手术，广播里传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声音，她摘下口罩，对着镜子理了理被汗水浸湿的鬓角——镜子里映出的，是她悄悄在白大褂口袋里藏了三年的全家福，边角已经磨圆。 转折发生在 1979 年的那次空投试验。 核弹坠地未爆，黄沙漫过弹体的裂缝，现场的辐射检测仪发出尖锐的鸣叫。 他推开想要阻拦的战士，穿着普通工装裤就跪进沙里，手指拂过弹体表面的烧灼痕迹；有人后来发现，他那天戴的帆布手套，掌心处有个被碎石划破的小洞。 事后的检测报告显示，他体内的辐射剂量超过安全值数百倍，但他在病床上修改的第一份文件，标题还是“下一代核装置安全性评估”。 两弹的成功，常被简化为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可档案里藏着另一个真相：理论组二十三人的演算手稿堆成了小山，车间工人为了加工一个精密部件，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许鹿希在医院值夜班时，抽屉里总放着一本《核物理导论》，她看不懂公式，却把每个术语的发音记了下来，想着或许某天能和他聊上几句。 在那个国家科技基础近乎空白的年代，所谓“奇迹”，不过是一群人把各自的人生，拧成了一股绳。 他临终前问许鹿希：“三十年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做过的事吗？” 许鹿希没回答，只是把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 如今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总有鲜花；罗布泊的戈壁滩上，风掠过沙丘时，还会带着当年实验场的余温。 或许，有些“对不住”，早已在岁月里长成了“值得”。 而那句“下辈子还要选你”，更像是一个承诺——对爱人，也对这片他用生命守护过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