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3岁的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被处决，他的双脚被砍掉，衣服也被扒光，只剩下血肉模糊的躯体，高高的挂在半空中，但周围群众还不解气，继续往他身上吐口水。 1958年的巴格达，哈希姆王朝的青铜烛台在清晨微光里泛着冷光——这个由英国一手扶植的政权，正被民族主义的浪潮拍打着堤岸。 23岁的费萨尔二世坐在象征权力的王座上，却像个被丝线牵引的木偶，实权牢牢攥在亲英的叔叔阿卜杜勒·伊拉赫亲王手心；王宫外，穿粗布长袍的商贩们在市集上压低声音议论，黑市上法国香水与美国罐头的价格，比农民的口粮还透明。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开罗电台的阿拉伯语广播像一粒种子，落在伊拉克军营的年轻军官心里——卡塞姆准将的笔记本上，开始出现“主权”“石油”这样的词，旁边画着歪歪扭扭的坦克草图。 费萨尔二世18岁亲政那年，曾试图让教育部增加阿拉伯历史课程，却被叔叔以“需经伦敦顾问审核”为由驳回；他书房里那本《巴格达考古笔记》，扉页空白处被铅笔涂了又改，最终只留下一行小字：“何时能看见真正的底格里斯河？” 1958年7月13日夜，本该开赴约旦的第19旅突然转向，坦克履带碾过王宫门前的波斯地毯，惊醒了睡梦中的王室——当士兵踹开国王寝宫大门时，费萨尔二世手里还攥着未读完的英国《泰晤士报》。 并非所有民众都支持这场暴力清算，老城角落里的钟表匠阿卜杜拉就锁上了店铺——他想起十年前国王巡视时，曾弯腰拾起他掉落的螺丝刀，“孩子，手巧的人该有更好的日子”。 英国石油公司控制着伊拉克90%的石油产量，每桶原油利润中王室与外资的分成比是1:9；或许正是这种持续的资源掠夺，让底格里斯河畔的棕榈树下，始终聚集着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当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口号通过收音机传来时，那些攥紧拳头的手，早已不在乎王座上坐的是谁。 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将油田收归国有，农民们在分得的土地上插起木牌，上面写着“这是我的”。 这场革命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中东反殖民斗争的潘多拉魔盒——从阿尔及利亚到也门，枪声与口号声此起彼伏。 任何政权若将自身命运绑定在外部势力的战车上，终会被时代的车轮碾得粉碎。 广场上悬挂的躯体在热风里摇晃，与哈罗公学毕业照上那个穿西装打领结的少年重叠——23年的人生，像底格里斯河上的纸船，开始于殖民者的微笑，沉没于民众的怒火。 这究竟是个人的悲剧，还是一个时代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