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违反协议，把所有派往中国的科学家都撤回了。 当时实验室里的图纸被带走，设备零件散落一地，连墙角的粉笔都被掰断了半截。 负责核物理研究的王淦昌站在空荡荡的操作台前，手里攥着半截铅笔，纸上只留下几个模糊的公式草稿。 那会儿中国的核研究刚摸到门槛。 苏联专家临走前甩下一句话，说没有他们帮忙，中国人二十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这话像根刺扎在科研人员心里，王淦昌把实验室门锁上时，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三圈才拔出来。 本来想第二天就去找领导申请继续研究，但后来发现整个团队都没走，连扫地的师傅都在默默收拾碎玻璃。 1907年出生的王淦昌那会儿已经五十三岁了。 他在德国留过学，跟着诺贝尔奖得主迈特纳做过实验，提出的中微子探测方案还被写进过教科书。 回国后在浙江大学建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为了买设备，把家里收藏的古籍字画都拿去换了钱。 抗美援朝时他还去过前线，在零下三十度的坑道里检测美军武器的放射性，手上冻裂的口子裹着纱布照样操作仪器。 接到隐姓埋名的通知是在一个雨夜。 组织上找他谈话，问愿不愿意改用化名去西北工作，他没多问就写了“我愿以身许国”六个字。 回家收拾行李时，妻子吴月琴问他要去多久，他说可能三五年，结果这一去就是十七年。 临走前想给女儿王韫明写封信，拿起笔又放下，最后只画了张简笔画，是一只背着行囊的骆驼。 在罗布泊的日子比想象中难。 夏天帐篷里能热到六十度，温度计水银柱都快顶到头，王淦昌和年轻人一样睡土坯房，喝带着盐碱味的水。 他化名“王京”，这个名字只出现在保密信箱上，连寄给家人的信都不能写具体地址。 有次实验数据出错，他带着团队在沙漠里找了三天三夜，最后在沙堆里发现一块变形的雷管碎片，用放大镜看了整整四个小时才找出问题所在。 1964年10月16日那天，王淦昌站在控制室外的高坡上。 倒计时结束时，他下意识地捂住耳朵，但眼睛一直盯着天边。 蘑菇云升起的瞬间，身边的年轻人欢呼着抱在一起，他却蹲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本子，上面记着这十七年的实验日志。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在想什么，他说本来想抽支烟庆祝，摸遍全身才想起自己早就戒烟了。 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王淦昌没回北京。 他又一头扎进氢弹研究，带着团队用两年八个月就突破了热核材料压缩技术，这个速度在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例。 七十年代他回到高校任教，课堂上总爱讲罗布泊的故事，说那里的沙子比课本还能教会人坚持。 有学生问他后悔隐姓埋名那么多年吗，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1998年王淦昌去世时，床头柜上还放着本翻旧的《核物理导论》。 后来人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藏在书里的一张全家福，照片边角都磨白了。 2001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王淦昌星”，这颗星每三年半绕太阳转一圈，就像他当年在罗布泊留下的脚印，一圈又一圈刻在共和国的科技史上。 如今再看那段历史，从苏联撤专家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不过四年时间。 王淦昌和同事们用算盘算出了核反应数据，用土办法解决了精密仪器的难题。 这世上哪有什么奇迹，不过是一群人把个人命运绑在了国家命运上，用十七年的隐姓埋名换来了一声东方巨响。 现在罗布泊的试验基地已经成了纪念馆，展柜里那支掰断的铅笔，笔尖还留着淡淡的公式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