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河北老农地里干活，村长慌忙来报：你家来了个大官 1988年农民朱海清在地里干农活，村长气喘吁吁跑来：“别干了，快回去，你家来了个大官！ ​​1988年那天中午，河北山坳里的阳光晒得人脑袋发晕，地面干得像要裂开缝。 ​​快五十岁的朱海清赤着上身，一个劲儿地在地里刨，汗顺着背往下流，在他黝黑的皮肤上留下一道道亮得发光的痕迹。 ​​对他来说，生活就剩这一亩三分地了——今年又闹旱情，他满脑子琢磨的都是能不能再从这块几乎绝收的庄稼地里抠出点粮食。 朱海清听到村长这话，手里的锄头“哐当”一声砸在硬邦邦的土坷垃上，惊起几只觅食的麻雀。他愣了愣，伸手抹了把脸上的汗，嗓门也跟着提了起来：“啥大官？俺一没偷二没抢，家里也没沾啥公家便宜，咋会有大官找上门？”村长急得直跺脚，拽着他的胳膊就往村头走：“别问那么多了，人都在你家院里坐半天了，人家是下来调研的，专门找咱村农户唠嗑！” 朱海清心里七上八下，跟着村长一路小跑，路上还被田埂的石头绊了个趔趄。快到家门口时，他远远瞅见自家土坯院墙外头，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北京212吉普，这在全村都是稀罕物件——那会儿村里能有辆自行车就不算穷，更别说这种只有乡镇干部才偶尔能见到的汽车。院门口还站着两个穿中山装的人，见他过来，笑着迎了上来。 进了院，朱海清才看清屋里坐的人。那人约莫五十多岁，头发有些花白，身上的中山装洗得发白，脚上的布鞋还沾着泥点，正端着他家缺了口的粗瓷碗喝水，丝毫没有半点“大官”的架子。没等朱海清局促地开口，对方先站起身，主动握住他满是老茧的手：“老哥，辛苦了，我是省里下来调研农业旱情的，听乡里说你们村今年旱得厉害，特地来看看大伙的难处。” 这话让朱海清悬着的心落了地，也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搬来条长凳让对方坐下，自己蹲在地上，指着院里晒得打卷的玉米叶子念叨：“您是不知道，从开春到现在，没下过一场透雨，井里的水都快抽干了，俺这三亩玉米，苗都蔫了大半，估计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他还扒拉着屋里的粮缸给来人看，缸底就剩小半缸玉米面，那是全家五口人下半年的指望。 这场景其实是1988年华北地区农业旱情的一个缩影。据中国气象局1988年全国天气气候公报记载，当年4月华北冬麦区就出现春旱，冀鲁两省旱情较重；6月河北中南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7-9成，部分地区是建国以来同期最少值，超过300万亩农田出现不同程度旱情，部分村落甚至出现人畜饮水困难。而当时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深化阶段，1988年中央虽未发布专属农业的一号文件，但国务院在当年推进了农业综合开发相关举措，不仅设立了专项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用于农田基建，还要求各地优先保障农村水利工程投入，助力农户应对旱涝灾害。 来调研的干部听完朱海清的话，当场就和随行的县乡干部商量起来，还掏出小本子记了满满几页。临走前，他拍着朱海清的肩膀说：“老哥放心，你们的难处我们记着了，县里会尽快调配抽水设备，乡里也会组织打井队过来，一定帮大伙扛过这难关。” 没过十天，村里真的来了打井队，在村西头打出了一口深水井，还拉来了两台抽水机；县农业局的技术员也带着抗旱种子和化肥进了村，挨家挨户指导农户补种耐旱作物。朱海清家的三亩地，靠着新抽的井水灌溉，补种的绿豆和荞麦居然有了收成，虽然没赶上好年景的产量，但也够全家糊口，还能留点余粮喂家里的老黄牛。 这事在村里传开后，大伙都念叨着“大官办实事”。其实在1980年代，这样的干部下乡调研是常态。像河北阜平县当时就曾组织700多名县乡干部驻村，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重点解决水利建设和作物增产难题；据《当代中国的农村改革》相关记载，1985年至1990年间，河北各地也持续组织大规模干部下乡蹲点，聚焦农村水利、农资供应等民生问题，不少像朱海清这样的农户，都在干部帮扶下渡过了难关。 朱海清后来常跟儿孙念叨这事，他总说：“那年要是没那波干部来，俺家说不定就得出去讨饭了。不是大官有多大本事，是人家真把咱农民的事放在了心上。”1988年的那场旱情，成了他这辈子难忘的记忆，也成了那个年代干群同心共渡难关的一个生动注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