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23日，福建漳州东山岛，时近黄昏，海潮退去，与过去的千百年来并无不同，但这一次，它却留下了来自海中的遗物，海滩上异样的隆起，引起了两名渔民的注意，当他们扒开遮盖的海沙，显露在他们眼前的，是三个半世纪前一段悲壮惨烈的历史，铁炮与铜铳尽管早已锈蚀斑斑，但依然顽固地保留着昔日朝着敌军喷吐火舌的雄姿。一年后在附近海域进行的水下考古发掘中，在冰冷的海水之下，发现了两艘沉船的遗址，在船体的凝结物和船板下的白沙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四枚钱币，其中一枚钱币铸造着“裕民通宝”的钱文，另外的三枚钱币则铸造着“永历通宝”的钱文。

这四枚钱币上铸造的钱文，让这两艘沉船的身份大白于人世，它们是尊奉大明正朔，抵抗清军的明郑政权与占据福建沿海叛清的耿精忠在1675至1676年短暂合作抗清期间制造的战船。

尽管此时对清廷来说，已经是康熙十四年与康熙十五年，南明永历帝早已在十四年前就被叛明降清的吴三桂绞杀在云南昆明，但明郑政权却依然尊奉他们为中华正统的大明正朔，在他们颁布的历书上，康熙十四年，依然是大明永历二十九年。郑成功因为被南明隆武帝赐姓国姓朱，所以一直自称“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而他的继任者郑经也自称“大明招讨大将军世子”，铸造大明永历年号的钱币，与清廷铸造的康熙通宝分庭抗礼。在东山县城铜铃镇外的九仙顶，曾是郑成功操练水师的指挥台，摩崖石壁上，镌刻着郑成功四十三名战将的名字。在漳州东山人的血脉中，或许依然奔流着昔日郑成功麾下踏浪勇士们的不朽事迹。

三个半世纪前大海上的某一场恶战，让这些踏浪勇士连同他们的战船一起沉入海底，又在三个半世纪后，大海将这段悲壮的历史重新送回人间，一如退潮时，夕阳染红了大海，壮丽如奔流不屈的血，钱币上的钱文，沉默地铭刻着不被史书写下的勇气与尊严。

以下内容节选自《通宝中国》，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作者授权刊发。

《通宝中国：古币背后的治理逻辑和百姓生活》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9月

永历通宝：存大明正朔于一线

南明时期，很多原明朝地方官员、农民军余部奉大明旗号抗清，孙可望、李定国、郑成功等即自铸永历通宝。这些钱币各具特点，与永历朝廷的官方铸币颇为不同。近代张学良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后，自铸的铜币上虽然加了青天白日国徽，可整体设计依然与南京有很大差异。其中，郑成功、郑经两代人数次铸币，让永历通宝出现在了台湾市场上，有着尤其不一样的意义。

明朝推行纸币——大明宝钞，自明太祖铸洪武通宝、明成祖铸永乐通宝之后有约两百年，朝廷很少铸造铜钱，明宣宗的宣德通宝、明孝宗的弘治通宝等几乎没有流入市场。直到明朝晚期，宝钞彻底崩溃，加上军费开支剧增，朝廷才恢复大规模铸钱。万历、天启年间币制尚算规范，崇祯后期已然完全失序。

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南明，先后称帝的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称监国的鲁王朱以海，分别铸过弘光通宝、隆武通宝和大明通宝，面值、背文多种多样。

桂王朱由榔在位时间最久，各地所铸永历通宝多达数十种。永历朝廷官铸的可能是光背、背“上工”、背“右工”、背“上户”小平钱，以及楷书折二钱。其他铸行量较大的永历通宝，还有张献忠旧部孙可望在云南所铸背“五厘”、背“一分”的“权银钱”，后人至今不能确定“御”“明”“敕”等背文含义的所谓“敕书钱”，以及背星、背双星、背“二兀”钱等。

郑成功父子所铸的永历通宝尤其别树一帜，用的是行书、篆书、草书三种字体，且只有折二钱，而无小平钱。

众所周知，郑氏集团原本是纵横东南的海上势力，兼具海商与海盗双重属性。南明弘光政权垮台后，郑芝龙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即位，成为隆武政权的一号重臣，其子郑成功也获赐朱姓，从此被称为“国姓爷”。隆武二年（1646年），郑芝龙率众降清，隆武政权因之覆灭。

在此之后，郑成功与父亲决裂，改奉永历帝正朔，被封为延平郡王。至于郑成功铸币的活动，不见于各种正史、野史，而在章回体小说《台湾外志》里被发现。该书作者名叫江日昇，其父江美鳌长期追随郑氏集团，熟悉郑家几代事迹，《台湾外志》即利用了江美鳌回忆，颇具史料价值。

按江日昇所记，郑成功驻军厦门后，为解决粮饷不足问题，于永历五年（1651年）听从建议，利用母亲为日本人的有利条件，命人通好日本，“铸铜㶹、永历钱、铠甲、器械等物”；郑成功之子郑经继承王位后，又在永历二十年（1666年）、永历二十八年（1674年）分别从台湾、厦门两次派人到日本采购军需物资，其中都包括“铸永历钱”。他们的铸钱地主要是长崎。

郑氏集团铸钱要求诸日本，主要原因不在技术，而在原料。在中国明末清初时期，日本铜产量极大，且对外输出。永历二十五年（1671年），日本向中国输出铜料110多万斤，此后逐年增加，到郑氏集团结束对台湾统治的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已达300多万斤。清朝当时厉行“海禁”政策，对外贸易几乎断绝，因此这些日本铜料大多为郑氏集团所得。

手握如此多的铜料，不排除郑成功父子曾利用它们在东南沿海或台湾南部铸造钱币。1994年，福建省漳州市的石码镇出土了100多枚永历通宝折二钱，一些学者认为这就是郑成功在大陆铸币的遗存。那么，郑成功父子所铸永历通宝样式是怎样确定的呢？其实应用了王国维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首先，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说到了“郑氏铸永历钱”的直径、重量和材质：“大于康熙钱，重一钱六分，以红铜为之，每千文作银二两”。康熙通宝为小平钱，黄铜铸造，直径23—28毫米，最重不过一钱四分（约5克），最轻的仅七分（约3克）；郑氏永历钱以红铜铸造，比常见康熙通宝更大、更重，是一种折二钱。

其次，郑氏集团长期活动的闽南、台湾地区经常出土一类特殊的永历通宝，钱文有行书、篆书、草书三种，直径在27毫米左右，重量多在5克以上，甚至达到8克。其他地区基本没有出土。

以上两点，加上中国明朝铸币都用黄铜，而日本自铸宽永通宝多用红铜的特点，就不难断定，的确是郑成功父子别出心裁，在日本铸造了三种字体的永历通宝折二钱。

不过在清廷看来，不管什么样式的钱币，只要上边刻有“永历”二字，就都是敌国“伪钱”，必须消灭干净，不如此不能让人们忘掉大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即清朝平定台湾后五年，福建巡抚张仲举上书，说“台湾所用明桂王伪号钱文（即永历通宝）甚多”，如果直接没收，会导致大量百姓破产，建议在台湾设立铸钱局，开铸背“台”的康熙通宝，逐渐取代永历通宝“伪钱”。

一半汉文一半满文：

清帝的小心思

清朝入关前的钱币分满汉两种，入关之初铸币上无论正面、背面都只有汉字，后来背面变为一半汉字、一半满文，再后来背面才全为满文。这种变化在中国铸币史上属绝无仅有，值得细说。

按理说，女真人自然是使用女真文，可到明朝末年，女真人早已习惯使用蒙古文和汉文，女真文几乎失传。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逐渐统一女真各部后，命额尔德尼、噶盖两人仿效蒙古文，创制了无圈点的“老满文”。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又命达海改进老满文，完善其读音、表意，这就是有圈点的“新满文”。乾隆年间满文又加入不少新词，称为“钦定清语”。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定年号为“天命”。后金铸币思路与早先的西夏、元朝很像，在铸行带有本民族文字钱币的同时，加铸汉文钱。努尔哈赤所铸钱币，一是以老满文书写的“天命汗钱”，另一种是汉文书写的“天命通宝”。皇太极即位后改元天聪，铸满文当十大钱“天聪汗钱”与汉文小平钱“天聪通宝”，这两种钱存世量极少，我们至今尚不能断定它们的真伪。

后金以两种文字铸钱的主要目的无疑是完成政治宣示，以满文钱展现自身的民族特性，凝聚女真人心；以汉文钱让统治区内的汉人知道与大明对立的大金已然建立。可在实际流通中，两种钱必然混杂在一起，女真人不识汉字，汉人也看不懂满文，反而可能削弱民众对后金政权的认同。

顺治一度只铸汉文钱

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定族名为“满洲”，并于次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进入山海关，不久击败李自成，定都北京。清朝由一个地方政权转变为全国政权，统治的区域和人口都大幅增加，政治、经济各方面政策自然要随之改变，其中就包括调整钱文。

顺治初期在户部设宝泉局、在工部设宝源局，因为主要沿用明朝遗留下来的铸币模具，使得所铸“顺治通宝”在形制上保留了明钱特点。这一时期，顺治通宝大多为光背或背星，质量比晚期崇祯通宝优良许多，百姓乐于接受。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在山西、陕西、山东等省相继开设铸钱局，朝廷为监督它们的铸钱情况，要求中央宝泉局、宝源局所铸钱的背面要带一个“户”或“工”字，地方钱局所铸钱则要标地名简称，如浙江铸钱背“浙”字、太原铸钱背“原”字、河南铸钱背“河”字等。

顺治十年（1653年），清朝又模仿明末兴朝通宝、永历通宝等“权银钱”，在顺治通宝背面地名之旁，加铸“一厘”二字，即在法律上规定一文钱等值于一厘白银，意图就此固定铜银“汇率”。这种人为干预经济规律的做法自然是失败了，没过多久钱币上就不再加铸面值。同时改变的还有背文的书写方式——顺治十四年（1657年）起，中央两局铸钱的背面以满文写“宝泉”或“宝源”；接着顺治十七年（1660年）户部下令，地方铸钱要在背面以汉、满两种文字写代表钱局的“浙”“福”“河”等字。

顺治朝总共不过18年，钱币却出现五种制式（被称为“顺治五式”），说明清朝在入关前对如何统治整个中国几乎没有预案，故而需要不断调试。康熙即位后，规定以“顺治五式”中的第四式和第五式为标准，开铸康熙通宝。清朝钱局数量在康熙年间几经变动，如康熙六年（1667年）在苏州、巩昌增设铸钱局；康熙十年（1671年）令密云镇、蓟州镇、宣府镇停铸；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消灭明郑势力后，也在台湾开铸钱币。前后大约有20个地方钱局曾铸过康熙通宝，收藏界把它们编为一首顺口溜：“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这些康熙通宝也被称为“诗文钱”。

清朝钱币的真正定型是在雍正年间，这时清朝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统治已完全稳固，不需要再过多顾及汉人的想法。雍正即位后，把各钱局统一改名为“宝×局”，比如浙江是“宝浙局”、河南是“宝河局”等。同时，雍正通宝背文不再出现汉字，地方局一律向宝泉局和宝源局看齐，在钱币背面以满文书写钱局。至此，清朝钱币才真正确立了“正汉背满”的制式，两种文化在钱币上实现了对等。

此后，由乾隆通宝、嘉庆通宝，直至光绪通宝、宣统通宝，都是正面写汉文年号，背面以满文记钱局。即便是机制的光绪元宝、宣统元宝等铜圆、银圆也一样延续了雍正定下的这套规则。

清朝钱币背文的变化，其实关涉清朝皇帝在文化上的一个重大抉择：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究竟是要加快“汉化”，与汉人融合；还是维持满族传统，去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呢？

顺治14岁才开始学汉语、汉字，但兴趣很大，《左传》《史记》《庄子》，乃至唐宋明清名家的文集等，都是他的案头书。朝鲜燕行使麟坪大君到北京朝见顺治后，对其印象是“力学中华文字，稍解文理……专厌胡俗，慕效华制”，意思就是喜欢汉族文化超过满族文化。顺治在位期间大部分钱币上的文字都以汉字为主，除初入中原笼络人心的需要外，恐怕也与皇帝热衷“汉化”有关。

这种倾向让以孝庄太后为首的满族贵族十分不满，他们固守入关前的旧有文化传统，借顺治之死“拨乱反正”，把皇帝遗诏变为了一道“罪己诏”。在这份诏书上，顺治被列举了十四项大罪，第一条就是亲政以来不能效法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而“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慢慢受汉人文化影响，改变了很多满族旧制，搞得国事不宁、民生困苦。

康熙在这样的氛围下登基，自然不可能再走顺治的老路。他也的确非常强调“国语骑射”，要求满族亲贵学习满语，且不能丢下骑马射箭的看家本领。只是康熙在位期间，尚有三藩、台湾等割据势力，汉人犹未彻底归心，还不能去掉地方所铸钱币背面的汉字。

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大清江山已然十分稳固，于是断然加重钱币上满族文化的比重，使之更符合“首崇满洲”的国策。人们日常买东西使用着这样的雍正通宝、乾隆通宝，无疑时时都会记起这天下是由满人统治的事实。即便晚清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人督抚崛起后，清朝钱文也没有再做改变。

到了清末，老百姓对钱币上的满文习以为常，甚至忘记了皇帝也是满人。

作者/杨津涛

导语/李夏恩

编辑/李永博

导语校对/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