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剧中的后宫，永远是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站在前台的，永远都是那些“花一样”的各宫妃嫔，但鲜有镜头落在那些服侍洒扫的宫女身上，她们最好不过是充当配角，最差则是走来走去的舞台背景，装点着宫廷这座锦绣牢笼的富丽堂皇。

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倒不必责备影视剧故意忽视宫廷底层，把他们当作背景工具人，而是因为她们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本就如此，来去都悄无声息。

只有少数人会在偶然间留下自己只言片语的故事。

当毛奇龄踏足京师时，已经是清朝康熙十七年，这位在明亡时“哭于学宫三日”的前朝遗民，如今已经因为献书得到新朝嘉赞，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的清贵官职，也正是在这座改朝换代门庭一新的京城里，他见到了一位前明宫女，她的故事本来不会留下只言片语，但出于某种历史的冲动，加上撰写碑文的稿酬诱惑，让他在《重修双关庙碑记》中写下了她的故事。

尽管已经垂垂老矣，但她还记得自己当年是怎样入宫的。那是前明万历年间，更确切地说，是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尽管她已经不记得具体年月，但她记得，那天，是万历帝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出藩洛阳的日子。那天，宫中尚寝局掌设女官在道旁看到了还是个小女孩儿的她，一眼便相中了她姣而晳的相貌，于是向她投来一个金罂，趁她低头拾取时，突然把她抱起来——她就以这样粗暴诱拐的方式进了宫，从此，便远离了她的父母，一道朱红色的宫墙禁锢了她的人生。

她侍奉了三代前明皇帝，终于因年老离开宫廷。毛奇龄的碑记记下了她入宫的开始，却没有记下她在宫中的生活，或许是宫中生活的悲苦，让她不忍回忆，毕竟她入宫的万历年间，侍奉的主人万历帝，正是一位虐待宫人的行家里手，在一封奏疏中如此描述道：

“臣义等窃见御前执事宫人、内官，或干圣怒责处发遣，络绎不绝，每致重伤兼患时疾而死亡者，殆无虚日。盖以圣旨钦传，即以本日动刑，而用刑者，因惧罪及于己，辄加数多酷责，而押解者复惧连累，日夜严加墩锁，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无一二。”

而万历帝的正妻王皇后，同样也嗜好虐待宫人，曾经随侍内宫的太监刘若愚，在他的私人笔乘《酌中志》中记述道：“中宫孝端王娘娘，其管家婆老宫人及小宫人，多罹棰楚，死者不下百余人，其近侍内官亦多墩锁降谪。”

在这种棰楚荼毒之下，能活下来就已不易。也许她衰老的身体上，还残留着昔日虐待的累累伤痕，但这总不便于示人。

也或许她讲了，但稿酬并不足以丰厚到让这位大文人完整地写下她的故事。

总之，坐在那位垂着新朝辫发的朝廷新贵对面的前明宫女，如今已经是一位剃去三千烦恼丝的老尼姑。她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只有她的法号“静元”。

而这位前明宫女尽其衰朽残年栖身守护的那座双关庙，所奉祀的神灵正是千年前忠于大汉却功败垂成的名将关公。

以下内容选自《明宫彤史》，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明宫彤史：明代宫廷女性》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

进宫：赏与罚

宫人们伺候着皇帝、后妃们的生活起居，作为宫廷内的服务人员，她们会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除了每月按照规定应该给的月例钱，还会有额外的赏赐。《稗说》中记载：“凡宫中诸女侍……每日给花粉钱，月给鞋料帨帕钱。遇上行幸一宫，例有给赏。上下女侍有金银豆，金银八宝，金银钗、串落索等项，人各若干，设有定数。”可见，宫人们获得赏赐不仅仅因为勤勉任事，能讨得主上欢心，赏赐中也有依循惯例、例行公事的意思。宦官诸衙门中有银作局，便是“专司制造金银豆叶以及金银钱，轻重不等，累朝以供宫娃及内侍赏赐”。除了日常因循惯例的给赏，凡遇到宫中重大的节庆，又会有赏赐。《酌中志》记载：

祖宗旧制，凡万岁圣节、中宫千秋、皇贵妃千秋，则凡内执事、宫人并王体乾等，及山陵等处内官，各有赏例，每银一两以上。”帝后及皇贵妃生辰，相关服侍的宫人、内官都能得到赏赐。这样看来，宫人得到赏赐的机会似乎还是有很多的。但显然这也是有前提的，从以上记载分析,能经常得到赏赐的宫人需服侍宫中地位尊贵者，或者是在皇帝经常行幸的某一宫当差，否则也就只能拿着月例钱度日。

明代山西新绛稷益庙壁画中的明代宫女形象。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有赏自然有罚，宫人们若稍有不慎，行差踏错,惹怒主子，辱骂、受责在所难免，挨打甚至丧命亦不足为奇。史载，明成祖自徐皇后崩逝后“多任性，间或躁怒，宫人多惴惴惧”,全凭王贵妃“辗转调护，徐俟意解，自皇太子、亲王、公主以下皆重赖焉”。然而永乐后期出现了两起因妃嫔而起的宫廷杀戮，后宫妃嫔、宫人被杀者竟达3000人,可谓触目惊心，惨烈异常。明世宗亦是性情偏狭乖戾之人，在后宫中常因暴怒而责罚后妃，棰楚宫人，其中不乏因此殒命者。于是宫人畏惧亦积怨日深，最终导致了宫人对世宗的报复谋刺，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壬寅宫变”。史载：

嘉靖壬寅年，宫婢相结行弑，用绳系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数人踞上腹绞之，已垂绝矣。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户外闻咯咯声，孝烈皇后率众入解之，立缚诸行弑者赴法。

事后，涉及此案的两位妃嫔和16名宫女皆以极刑处死。

据《胜朝彤史拾遗记》记载，宪宗宠妃皇贵妃万氏晚年体肥，因用“拂子挞宫人，怒甚，中痰死”。万历时，太监田义、陈矩曾密谏神宗曰：

臣义等窃见御前执事宫人、内官，或干圣怒责处发遣，络绎不绝,每致重伤兼患时疾而死亡者，殆无虚日。盖以圣旨钦传，即以本日动刑，而用刑者，因惧罪及于己，辄加数多酷责，而押解者复惧连累，日夜严加墩锁，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无一二。如此致伤天和，岂圣世所宜有哉!……凡宫人病死者，即连累内官，或打一百二十、一百五十，性命难存。一人病死者，尚然可悯，况又波及无辜生命乎?令耳闻目见，哭声载道，怨气冲天，景象如此。若不披沥上奏，则是臣等贪禄恋位，畏死偷生，直犬马之不如也……

此段记载足见万历时对宫人、内官处罚之严苛与不近人情，人命如草芥一般。有罪受罚已不堪其苦，无罪遭责更是无妄之灾。神宗苛待宫人,其皇后亦多有恶行。《酌中志》记载：中“宫孝端王娘娘，其管家婆、老宫人及小宫人多罹棰楚，死者不下百余人，其近侍内官亦多墩锁降谪。”天启时，魏忠贤、客氏横行宫中，“客氏在内，时有勒死、箠死女升出太安门外”。由此可见，明代历朝皆有宫人遭帝后妃主责打甚至死于非命的事情发生。

《酌中志》中具体记载了明代后期惩罚宫人的方法：“凡宫人有罪者,发落责处墩锁，或罚提铃等名色以苦之。提铃者，每日申时正一刻并天晚宫门下锁时，及每夜起更至二更、三更、四更之交，五更则自乾清宫门里提至日精门，回至月华殿门，仍至乾清宫门里，其声方止。提者徐行正步，大风大雨不敢避。而令声若四字一句，天下太平，云云。神庙御居启祥宫时，则自咸和右门提至嘉德门，仍回原处止焉。”另秦徴兰《天启宫词》有注云：“昌、启之际，设扳著名色以苦之。扳著者向北立，屈腰舒两手，自扳两足，不许体屈，屈则夏楚乱施，立再移时许，其人必头晕目眩，僵仆卧地，甚有呕吐成疾至殒命者。正”是有了这些处罚方式,《天启宫词》有诗云：“十五青娥诵孝经，娇羞字句未分明。纤腰不忍教扳著，夜雨街头唱太平。”

除了身体上的折磨，宫女们还要默默承受着深宫中的寂寥、心灵的悲苦，身心不得自由，如同禁锢一般，宫墙之内不知郁积了多少宫女们深重的幽怨。

出宫：家何在？

明代宫人的最终归宿不外乎两种，或出宫归乡，或卒于掖庭，女官自然亦包括其中，只是因为她们有一定的品级、地位，所以晚景应当不会如普通宫女那般凄凉罢了。

洪武二十二年，授六尚局宫官敕时，对女官的去留便有了规定,即：

其外有家者，女子服劳既多或五载六载，归其父母从与婚嫁，妇人受命年高者，许归以终天命，愿留者听。

从这一规定看，女官们的去留确实并非强制的，她们在宫廷中服务数载后，便可以归乡，是去是留听凭自愿。

邱仲麟《明代宫女的采选与放出》一文中认为，明代宫女的放出经历了从主动到被动的过程。就女官放出而言，亦符合这样的过程。从洪武年间的情况看，凡是洪武年间入宫，又能在洪武年间归乡的如范孺人，因年老赐归;如陈二妹、江全，“以勤劳久”而赐归或派内官送归乡;如胡贞良入宫五年后，亦放归，她们在洪武年间服务于宫廷的年限皆不是很长，“服劳既多或五载六载”便能归乡，当不是虚言，且她们皆属赐归，而非乞归，也就是朝廷主动放出。但情况至永乐年间已不同了。成祖登基之初便下令采选女官，且规定“妇人年至五十愿还乡里,女子给事十年以上愿还家及适人者，俱从之”。这一规定实际上已增加了女官服务于宫廷的年限，且是愿意还乡者从之，言下之意，只要不提出还乡便继续在宫中服务，表十六中所列永乐年间及以后，便甚少有赐归回乡者，而多是乞归了。还乡时的年龄亦远高于50岁,如江全，再次被召回宫中又服务了15年,以年老乞归时已63岁;又如黄惟德，乞归时已是75岁高龄，在宫中服务了40多年。虽然年事已高，但至少她们最终荣归故里了。

关于明代中后期女官事迹的记载本就寥寥无几，放归情况仅能以个案进行分析。福建建宁府崇安县的倪氏，当是在天顺三年八月下诏采选女官后，于天顺四年选入宫中，在天顺八年就赐还家了。而同一时期选入宫中的沈琼莲则没有这么幸运，沈琼莲在宫中服务了几十年,从《“女学士”沈琼莲及其宫词考证》一文中对其生平的考证可知，她在弘治十一年时因其家族之事已在宫外，但是后来又不知何故回到了宫中，最后很可能卒于宫中。那么沈琼莲的短暂离宫可能是因家事暂时告假，亦可能是已启请归乡后因其曾经在宫中的贡献而复召回。

明代中后期有大臣多次上疏，以宫中阴气郁结、恐致灾异为由，而行放出宫人之举，宪宗即位后的天顺八年、成化十五年和二十三年都曾放出过宫人，孝宗在位期间，曾于弘治四年议放宫人，但是否施行则不清楚。沈琼莲经历了成化、弘治两朝，成化年间正是其年富力强之时,而且又因有才华而颇受器重，所以不会在放出宫人之列。且选择放出的宫人多是考虑老病及不堪使用者，“留其有职务及不愿出者”,所以即便沈琼莲想出宫也很可能不被准许。弘治年间，沈琼莲尚在中年,且因试《守宫论》而更加得到皇帝的赏识并升官，即使弘治四年放出宫人之令得以施行，有才学且担任重要职务的女官是不会轻易被放出的，结合永乐以后女官乞请归乡的情况，不是因为老病而不堪任事了,恐怕也不能告老还乡，毕竟她们的地位、学识及所掌之事是不同于普通宫人的。而倪氏应该是在天顺八年的这批放出宫人之列，她为何能够在短短数载后便可回乡，不知是不是老病的原因。

归宿：一抔黄土

宫人中未及出宫者，终是离乡背井，卒于深宫。明代普通宫人死后,后事如何处理在明代的一些笔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万历野获编》记载：

内廷宫人，无位号名秩而病故，或以谴责死者，其尸亦传达安乐堂，又转致停尸房，易朱棺再送火葬。

《宛署杂记》中的记载更为详细：

盖专掌内庭物故宫女殡送之役者，名曰土工，疑于土掩，而实不然。静乐堂在都城西，阜城门外五里许，砖甃二井，屋以塔，南通方尺门，谨闭之，井前结石为洞，四方通风，即火所也。安乐堂在北安门内，有屋数楹。令甲，宫人有故，非有名称者，不赐墓，则出之禁城后顺贞门旁右门，承以敛具，舁出玄武门，经北上门、北中门，达安乐堂，授其守者，召本堂土工移北安门外停尸房(在北安门外墙下),易以朱棺，礼送之静乐堂火葬塔井中，莫敢有他者。凡宫人故，必请旨。凡出，必以铜符，合符乃遣……

我朝监古定制，委曲周悉，非有名称，不得赐墓，示有等也;非合铜符，不得出櫘，重宫禁也。

普通宫人亡故后，先送安乐堂，再送至阜成门外静乐堂火化，上述记载中分别提到，宫人亡故，“无位号名秩”或云“非有名称者”,不得赐墓,送出火葬。也就是说，有名称名秩的是有资格赐墓的。女官作为后宫中有品级、官职且身份地位高于普通宫人的女性，应属于“有名称者”,是有资格被赐予墓地的，而不会凄凉地被抬进静乐堂。

明宫廷行乐图中的宫女形象。

从明初女官的事迹看，告老还乡者有内官护送，卒于宫中者，亦有中使护灵归葬，如陈二妹。永乐年间的王司彩亦卒于宫中，虽未记载是否归葬故乡，但其生时为帝后所器重，死后亦当有此哀荣，把几十年的人生甚至生命都奉献给了宫廷，这也算朝廷对她们的礼遇了。沈琼莲亦可能卒于宫中，但是否明中后期依然赐亡故于宫中的女官归葬故里则不甚明了。但即便因路远迢迢而不能魂归故里，在京城附近赐葬亦是有可能的。《宛署杂记》中有如下记载：

宫人孙氏等墓：嘉靖末年，宫内火，孙氏等死之。敕赐墓县南上下庄。

女官孙氏等墓共祠堂。岁春秋二祭，遣内官行礼。祝板云：

皇帝遣□谕祭于女官孙氏等之灵曰：时维某节，特用遣祭，尔等其歆承之。

“宫人孙氏”和“女官孙氏”许是同一人，死后不仅赐葬于宛平县南上下庄，且一年两次遣宦官祭祀。由此可见，女官若亡故于宫中，按制度是要赐墓祭祀的。另外，金山在明代除了作为妃嫔及皇子女墓地外,亦有累朝夫人葬于此地，清明、霜降两节有内官行礼祭祀。《宛署杂记》中记载这些夫人的名封主要有“保圣”“佐圣”“翊圣”“辅圣”“卫圣”“奉圣”以及“勤敬”“恭奉”“崇奉”“敬慎”“忠慎”“勤慎”等。从名封上看，封号中带“圣”者,一般为皇帝的乳母，其他封号或可能属于保育过皇子女的乳母，亦不能排除宫官、宫人因侍奉帝后、太后勤慎有功而特加封号的可能。总之,“矧诸妇有劳于国，生则时赉之，没则厚葬之,荣以殊号，守以坟户，报德报功，极隆且备，不必为堤防之举，而诸妇自兢兢享富贵终其身”。当然，女官亦有品秩地位高下之分，但赐一抔黄土得以入土为安当不是奢侈。

明代亦有放出宫女之令，洪武、正统、成化、正德、嘉靖、隆庆各朝皆有宫女放出之事，人数不等。这些宫女得以出宫回乡，或者嫁人，能够脱离深宫，也是不幸中的幸运了。统治者和文官们将遣放宫人视为无量功德，但随着一批宫女的放出，又会有大量的民间少女被选入宫，继续重复深宫中的悲剧。

那些在深宫中耗尽一生的宫女，晚景更是凄凉。明代有内安乐堂,此处在金鳌玉蝀桥西的羊房夹道。“凡宫人病老或有罪，先发此处,待年久再发外之浣衣局也。”浣衣局不在皇城内，在“德胜门迤西，俗称‘浆家房’者是也。凡宫人年老及有罪退废者，发此局居住，内官监例有供给米盐，待其自毙，以防泄露大内之事”。为了防止泄露宫中的秘密，不知有多少宫女付出了自由与生命的代价，然而统治者却认为“法至善也”。宫女一旦病故，“或以谴责死者”,尸体送至北安门外的安乐堂，再“转致停尸房，易朱棺再送火葬;其有不愿焚者，则痤之地,亦内中贵嫔所舍焚冢也”。“宫制：凡宫人死，殓者必先索其身畔，有长物以闻。”其火葬之地曰“净乐堂”,在西直门外，因其墙阴皆斜，宫人死后又在此火葬，故有“宫人斜”之称堂“有东西二塔，塔有眢井,皆贮骨灰之所。”浓浓的怨怅在熊熊火焰中化作净乐堂下的一捧捧灰烬，这就是宫女一生的终结。

作者/彭勇潘岳

导语/李夏恩

编辑/李永博

校对/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