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在北戴河海滩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两人能走到这片海，要往回翻到一九二五年的广州。 那年，他们在一间小屋里结婚，没婚纱、没酒席，桌上摊的是传单。 邓颖超从天津女师出来，转身扎进妇女运动；周恩来在南开念书，去过日本、德国，最后进了黄埔和党组织，年轻时写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也给同学留过“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话说得不软。 婚后没多久，生活就翻脸，第一次怀孕，周恩来东征汕头，邓颖超在广州一个人干，觉得真顾不过来，自己去街上买中成药把孩子打掉。 周恩来回来知道了，火气压不住，认定她把生孩子和革命对立，是“形而上学”，孩子不只是个人的，是国家、是社会的，人和身体都不能这么糟蹋。 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那天，产房里难产，胎儿过大，产钳上场，孩子刚落地就没了。这两刀扎下去，再也没自己的孩子。 往后，这对夫妻把那份爱，分给烈士遗孤和托付来的孩子。 孙炳文的女儿、钱壮飞的儿子、李少石的女儿、何洛的儿子，一个个拉到身边。 一九四七年，七岁的李讷交给邓颖超照看，信里一口一个“女儿”“小侉”，像亲生一样叫。 外人看是照顾，熟悉的人都懂，这是把断掉的亲子缘，用另一种方式续上。 感情在这样一顿顿敲打里，磨出规矩。一九四六年，他们去南京参加李晨、陈浩婚礼，邓颖超临场抛出“八互”：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 周恩来坐在一边，不插一句嘴，后来两人真就按这八个字过日子。规矩落到细节上。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新中国刚成立，他要在西花厅以两人名义请几位民主人士吃饭，决定得急，天不亮就得出门安排，又不忍叫醒邓颖超，留下一张纸条，把时间地点写清楚，末尾添一句“望你谅我无法相商”。 更难的一条，是把公私硬生生剥开。 组建政务院时，不少人按资历替邓颖超“谋”个部长，他摇头，说自己是总理，她再当部长，外界会把她的话当成总理态度，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搅在一块，对党的事业不好，干脆放话“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她就不能到政府任职”。 以后在任职、调级上，他有意把她压低，邓颖超只一句“恩来这样做，我理解”，把这口气咽下去，不往外掰扯。 日子再紧，夫妻味也还在。 延安时，周恩来爱跳舞，一支曲子换好几位女伴，有夫人当场给自家男人一耳光。 邓颖超在青年妇女会上讲，夫妻之外要有朋友，爱情之外要有友情，天天黏在一起，生活太窄，感情容易淡。话说得大气，回到家照样会酸。 一九六九年，胡志明去世，周恩来去越南吊唁，与越南女青年拥抱安慰，画面被电视送回北京。 他一推门，邓颖超迎上来一句：“电视上看到你和好多越南女孩子拥抱，你得抱抱我，亲亲我。”醋意摊在桌上，他顺势把人搂进怀里，在脸上亲了一下。 七十年代那场吵架也是这样收尾：一九七三年冬天，他黑着脸让秘书赵炜“陪陪大姐”，自己先走，赵炜陪邓颖超翻起和母亲在一起的旧事，聊到动情，人慢慢坐下，气也散了，第二天两人照常说笑，不记隔夜仇。 从广州小屋到北戴河沙滩，中间隔着一段段聚少离多。 一九四七年，他在陕北，她带中直家属队东撤山西，他托着李讷捎信，说延安天天有飞机，却一个人也没打死，叫她放心。一九四九年，她在上海看完《西伯利亚交响曲》，写信从剧情、色彩写到苏联青年把爱情和事业拧在一起，说这是“一看还想再看”的片子，劝他有机会一定去看。 他在北平看了影片《桥》，回信说那天看到天亮。 一九五八年，她在北戴河短暂养病，不久又南下广州，他留在北京协助毛主席指挥金门炮战，那张合影，只是这一串奔波里的一个小停顿。 七十年代，生活的重锤彻底砸下来。一九七二年，周恩来被确诊膀胱癌，每天便血。 一九七四年六月住进医院，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去世，两年多做了大小手术十三次，差不多四十天挨一次刀，人瘦到脱相。 住院期间，他会见外宾六十五批，在病房开会二十次，出院回去开会又二十次，谈工作两百多次。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他拖着病体走进人民大会堂，向第四届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把这个近八亿人口国家的吃穿讲清楚，把十年间自力更生建成的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氢弹试验、人造地球卫星一一交代，顺口一句“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心里惦记的还是“国家建设得好点，人们生活改善一些”。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他在北京走完七十八年。 三天后，刺骨冷风里，首都群众自发站满长安街和通往八宝山的路，十里长街，哭声一路跟着灵车走，车影看不见了，许多人还朝那个方向愣愣站着。 按他的遗愿，骨灰撒在祖国大地。生命垂危时，他握着赵炜的手，只留下一句“要照顾好大姐”。 邓颖超后来又扛了十几年，坚持工作，等自己也走到尽头，骨灰撒进海河。 照片还挂在那儿，两人在海边站成一个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