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提出上诉，其核心心理是心存侥幸，妄图避罪，同时又不甘接受重罚，本质上是在逃避法律制裁，对自身罪责漠然无视。 具体来说，其一，杨恒翻供后还一味狡辩，坚称自己未参与预谋，想通过上诉推翻或淡化参与犯罪预谋、诱骗被害人这些关键事实，指望某院能据此认定其罪责更轻；其二，杨恒对被判处13年刑期极为不服，觉得自己没直接参与杀人分赃，只收了500元好处费却遭重判，所以想通过上诉争取减刑，减轻自身刑罚；其三，杨恒有“法不责轻”的错误观念，以为上诉或许能带来更有利的判决，便抱着投机心理，企图钻法律的空子。 从杨恒和另外两名被告人都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还聘请律师辩解的行为来看，杨恒明显是在故意利用上诉，逃避已被铁证证实的犯罪预谋罪名，为自己争取减轻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