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丝绸之路起点回归历史 ——驳丝绸之路双起点论 丝绸之路作为连接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商贸与文化动脉，其起点的界定始终应锚定历史事实与核心逻辑。近年来兴起的丝绸之路“双起点论”，将长安（今西安）与洛阳等同视为丝路起点，看似兼顾两地历史，实则混淆了起源性起点与阶段性起点的本质区别，模糊了汉唐时期丝路发展的核心脉络，更弱化了长安在丝路形成与繁荣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这种论调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亟需予以厘清和驳斥。 “双起点论”的核心谬误，在于无视丝绸之路起源于长安的铁证。丝绸之路的形成绝非偶然，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是其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公元前138年与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皆从西汉都城长安出发。正是这两次出使，打破了中原与西域间的隔绝状态，搭建起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乃至中亚、西亚地区官方往来的桥梁，为丝路贸易、文化交流铺平了道路。此后西汉设河西四郡、置西域都护府，以长安为中枢构建起丝路早期的交通与管理体系，西域的物产、文化沿此路东传长安，中原的丝绸、铁器、农耕技术也从长安启运西传。这一系列奠基性事件均以长安为核心展开，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源性起点的地位，是由历史进程本身决定的，具有不可动摇的唯一性。而洛阳在这一关键起源阶段，并未参与丝路的开拓，更谈不上起点功能，“双起点论”强行将其与长安并列，本质上是对丝路起源史的刻意改写。 长安在汉唐时期对丝绸之路的核心主导作用，是洛阳无论在持续时间还是影响力上都无法比拟的。西汉之后，历经魏晋短暂过渡，隋唐时期长安再度成为帝国都城，丝路也随之进入鼎盛阶段。唐代长安作为世界级都会，是丝路东方无可争议的核心枢纽。长安西市作为专门的国际贸易市场，汇集了波斯、大食、天竺等数十个国家的商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外商聚居区，丝绸、瓷器、香料、珠宝等商品在此集散流转，构成了丝路贸易的核心循环。在行政与军事层面，唐代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对西域的管辖调度，均以长安的决策为核心，确保了丝路中段的畅通无阻。文化交流上，玄奘西行取经从长安出发，佛教经典经长安中转译介至中原各地；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也在长安落地生根，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反观洛阳，其所谓的“起点”身份仅局限于东汉一朝。东汉迁都洛阳后，虽有班超经营西域等相关活动以洛阳为统筹据点，但这只是政权中心迁移后的阶段性调整。彼时丝路的核心物资如丝绸、铁器，仍多产自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再转运至洛阳西传；西域使节与商人前往中原，也常以长安为重要目的地。东汉之后，洛阳便再未成为丝路的核心枢纽，其影响力仅局限于特定时段，与长安贯穿汉唐、持续主导丝路繁荣的地位相去甚远。 “双起点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将长安的核心起点与洛阳的阶段性起点错误等同，混淆了二者的主次关系与本质区别。长安的起点身份，兼具起源性、持续性与核心性三重属性。它不仅是丝路的开拓起点，更是汉唐多数时期丝路贸易、政治调度、文化交融的中心，其影响力贯穿丝路发展的全过程，决定了丝路的走向与规模。而洛阳的起点身份，仅源于东汉都城东迁的政治因素，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区域性中枢，其功能更多是承接长安主导下的丝路流量，缺乏对丝路的开创性与全局性影响。二者如同主干与旁支，长安是支撑丝路发展的核心主干，洛阳只是特定时期的分支节点，绝不能混为一谈。 更值得警惕的是，“双起点论”模糊了“起源”与“阶段”的历史边界，实质上否定了长安作为丝路起源性起点的核心价值。丝绸之路的核心意义，不仅在于商路本身，更在于其开启的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历史进程，而这一进程的起点正是长安。若强行将阶段性的洛阳抬至与长安同等的起点地位，无异于割裂了丝路发展的历史脉络，消解了张骞开拓西域等历史事件的标志性意义。 历史事实不容混淆，主次关系岂能颠倒。丝绸之路的起点界定，必须回归历史本源：长安是丝绸之路无可争议的起源性起点与汉唐时期的核心起点，洛阳仅为东汉时期的阶段性节点。“双起点论”无视历史差异、混淆概念的论调，既不符合史料记载，也违背了文明发展的逻辑。唯有摒弃这种模糊化的认知，才能真正尊重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传承好这条文明动脉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 汉唐丝绸之路，始终以长安为核心，洛阳只是短暂的东汉时期的阶段性枢纽。阶段性的起点，不等同于起点。 历史的脉络，西汉，东汉，隋唐。 而丝绸之路正是叙述这一时期， 夹角这一时期中间段的洛阳， 怎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而双起点更是否定丝绸之路起点长安的核心价值。 丝绸之路， 叙述西汉，东汉，盛唐的贸易通道， 夹在中间的洛阳是起点吗？ 双起点又从何而来？ 起点竟没有了唯一性? 还叫起点吗？ 让丝绸之路的起点回归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