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呼吁朝方释放被绑架者的“全国集会”。高市在会上表示，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朝方传达了，希望与金委员长举行面对面会晤的意愿。那么一个有趣的猜想就是，金真的会见她吗？ 高市此次“外交喊话”的本质——其首要属性为“内政诉求的表达”。高市上台半年以来支持率持续下滑，日本共同社10月民调显示其支持率仅为32%，创同期首相支持率新低。“ 被绑架者问题”在日本具有广泛社会共识，自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方面称有17名公民被朝鲜特工绑架，尽管2002年朝方归还5人并表示其余人员已离世，但日本政府始终未予认可。 更关键的是，高市所属的自民党“鹰派”此前对其“立场不够强硬”存在不满，此次通过对朝强硬姿态，既能争取民间支持，又可稳固党内地位。 这种“外交服务于内政”的策略，在日本政坛早有先例：2006年安倍晋三首次执政期间，便曾通过炒作“朝核威胁”短暂提升支持率。 对朝鲜而言，这种“附带预设前提的求见”本身构成一种冒犯，朝鲜始终不承认日本所谓的“绑架问题”，更反对日本将该问题作为外交谈判筹码。 2014年安倍晋三曾试图借APEC会议契机与朝鲜高层接触，最终朝方以拒绝出席会议作为回应。 更核心的是，朝鲜在与外国领导人会晤时始终坚持“平等对话”原则，而高市将“释放被绑架者”作为面谈前提，实质是对朝鲜设置谈判门槛，这与朝鲜的外交逻辑完全相悖。 朝鲜最高领导人与日本政要的唯一正式会晤，为2002年金正日与小泉纯一郎的会谈。此次会晤得以实现，核心原因在于双方提前通过秘密渠道达成共识：不预设谈判前提，以当面沟通方式解决问题。 小泉纯一郎当时以秘密访朝形式开展外交活动，未进行任何公开造势，且在会谈中传递了对朝鲜战争的“间接道歉”信号。 反观高市，将面谈诉求通过“全国集会”公开传播，且明确附带谈判条件，完全违背了朝鲜认可的外交礼仪。 地缘政治背景进一步压缩了会晤的可能性，当前东北亚局势处于微妙平衡状态，朝鲜于今年3月和9月两次试射新型洲际导弹，其射程可覆盖美国本土，此举旨在回应美韩联合军演。 而高市政府自今年以来动作频繁：5月与美国敲定“驻日美军费用分担新协议”，年度出资额提升至90亿美元；8月联合美韩在日本海开展反潜演习，演习区域距朝鲜半岛仅200公里。 朝鲜对“边施压边谈判”的模式极为抵触。2019年特朗普与金正恩河内会晤失败，核心原因便是美国在实施制裁的同时要求朝鲜“弃核”。 当前高市政府一方面跟随美国实施对朝围堵，另一方面提出“面谈”诉求，朝鲜显然不会接受。朝鲜《劳动新闻》11月4日发表评论明确表态：“日本若继续充当美国亚太棋子，就别指望任何对话。”此言论明确传递了朝鲜的立场。 对比2018年文在寅访朝，双方提前通过三次部长级会谈敲定各项细节，高市这种“隔空喊话”式的外交行动，更缺乏必要的前期筹备。 若假设朝鲜为打破制裁考虑接触，其可能性亦极低。朝鲜当前推行“以内部循环为主”的经济策略，2025年朝鲜统计厅数据显示，该国粮食自给率已达92%，矿产出口通过俄罗斯、中国等渠道保持稳定，对日本的经济需求基本为零。 日本可提供的谈判筹码主要为部分制裁解除，但高市政府受美国制约，不具备单独放宽对朝制裁的权限——特朗普政府今年已明确要求盟友“不得擅自放宽对朝制裁”。 另一个关键制约因素为高市的“鹰派”政治身份，她早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2023年更公开宣称“日本殖民朝鲜有积极意义”，这些言论使其一在朝鲜被贴上“反朝”标签。 朝鲜在外交中对外国领导人的个人立场高度关注，2002年小泉纯一郎访朝前，提前数月通过民间渠道传递“正视历史问题”的信号，而高市从未作出类似表态，反而持续强化反朝形象，在此背景下推动“面谈”缺乏实现基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朝永久丧失对话可能，但前提是日本需调整外交策略。参考韩国文在寅政府的实践：2018年先暂停美韩联合军演释放缓和信号，通过板门店会谈建立互信，最终实现首脑会晤。 日本若有意解决相关问题，需先搁置“绑架问题”的单一诉求，从经贸合作、人员往来等低敏感领域切入，逐步构建沟通机制。但高市的政治立场及当前中美博弈格局，决定了其难以采取这一路径。 韩国对此亦保持警惕，韩国外交部11月5日罕见表态“希望日方谨慎行事，避免影响半岛局势”——彼时韩国正推进与朝鲜的渔业合作谈判，日本的介入可能干扰这一进程。 历史实践表明，东北亚外交博弈并非仅凭“口号”即可推进，2002年小泉纯一郎的成功源于秘密筹备与诚意传递，而高市当前恰恰缺乏这些关键要素。 信息来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已向朝方提议举行首脑会谈 观察者网2025-11-04 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