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海战役中，其实我军有机会消灭战场上所有的国民党军队，但由于刘汝明拒绝带领部队起义，要和蒋介石一条路走到黑，使得国民党军的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安全撤到江南。 很多人想不通，刘汝明，一个西北军出身的“杂牌将军”，又不是黄埔嫡系，凭什么对一个眼看就要翻船的政权这么死心塌地？ 刘汝明这辈子，其实就是个“求生”专家的写照。他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天之骄子，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他也不是最扎眼的那一个。当年的西北军，猛人辈出，他能在里面混出来，靠的就是一个“稳”字，懂得看人下菜，懂得什么时候该低头，什么时候该表忠心。他心里门儿清，自己这种没根基的，想往上爬，除了拼命，还得会做人。 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就很微妙。抗战胜利后，老蒋给他封了个第四“绥靖”区司令官，管着河南、山东好几十个县。这地盘可是实打实的肥肉，有兵有粮。可刘汝明也知道，蒋介石用他，也防着他。所以当淮海战役的风声传来，老蒋要把他的部队从经营多年的地盘上调走，去徐州参加“会战”时，刘汝明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他对参谋长李诚一抱怨：“搞什么会战！一输了全局就完了。多危险！” 他不是看不清形势，恰恰相反，他看得太清了。他怕的不是打仗，是怕自己的部队被打光，成了嫡系部队的炮灰。这种“杂牌军”的宿命，他见得太多了。所以，当邱清泉、李弥这些嫡系部队早就龟缩到徐州核心地带时，他还在商丘磨磨蹭蹭，甚至打电话跟剿总司令刘峙发牢骚：“凭什么他们总在中心，我们这些杂牌总给他们打外围？太令人寒心！”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节骨眼上，一个足以改变战局的机会送到了他面前。1948年11月8号凌晨，同为西北军旧部的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带着两万多人战场起义了。这一下，徐州的东北门户大开。而就在起义前夜，张克侠还在冯治安的公馆里，当着刘汝明和孙良诚的面，痛骂国民党腐败，劝大家一起另谋出路。 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夜晚。张克侠说得口干舌燥，刘汝明听得明明白白。可他最终的选择是什么？他扭头就把这事告诉了剿总。张克侠前脚刚走，他后脚就把人家给卖了。 为什么？他真的就那么“忠贞不二”？后来，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在广播里公开劝他起义，他听完后跟心腹说了一段掏心窝子的话，这段话，或许才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他说：“李德全说了很多道理，只有一句话是真的：他们（指何应钦、顾祝同）总是把我当杂牌看待。说起来也真令人寒心。不过，蒋先生个人对我还是不错。唉！生我者父母，培育我者冯先生（冯玉祥）。如果今天冯先生还在的话，那我今天也只有不干了。这样两边都不得罪。现在冯先生已经死了，李德全算什么！” 他的逻辑里，没有太多家国大义，更多的是一套老派军阀的江湖伦理和个人恩怨。他对冯玉祥有知遇之恩的忠诚，对蒋介石有“个人还不错”的感念。冯玉祥死了，这份愚忠就找不到安放的地方，于是他选择继续给蒋介石卖命。这是一种根植于骨子里的旧时代烙印，他跳不出来。 更现实的是，他怕。他的部下劝他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却说：“国民党打共产党不行，打我们还是有余的。” 这句话，道尽了一个杂牌军阀的辛酸与无奈。他知道自己如果起义，一旦失败，国民党的报复将是毁灭性的。为了进一步拿捏他，老蒋早就把他母亲和家眷用飞机接到了台湾，名为保护，实为人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敢动？ 所以，他不仅自己不起义，还亲手掐灭了别人的希望。原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孙良诚投诚后，又派人带信来想策反他。刘汝明表面上热情洋溢，写信说：“兹事体大，你亲自来，我们共商大计。”背地里，他把信直接交给了刘峙。他设下圈套，把昔日同僚骗了过来，直接导致了孙良诚被软禁，而随行的周镐等人则被送往南京枪决。这件事，让他彻底没了回头路。 在整个淮海战役后期，刘汝明的行为逻辑非常清晰：第一，保存实力；第二，远离战场。他拒不执行顾祝同的命令，不肯派兵接防宿县，导致徐蚌铁路被我军切断，提前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在增援黄维兵团时，他更是出工不出力，磨磨蹭蹭，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缩回来。他的自私和狡猾，让国民党高层恨得牙痒痒，却又拿他没办法。 正是刘汝明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让他和他的第八兵团，以及被他拖累的李延年兵团，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当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被我军团团包围，即将全军覆没时，刘汝明早就以“部队需要休整”为由，率先带着主力撤到了淮河南岸。他不断向顾祝同要挟：“会战已经结束，我的部队必须先期过江，绝不能当掩护部队！” 最终，在国民党军主力灰飞烟灭之际，他的部队几乎完整地渡过了长江，逃出生天。他用所有人的失败，换来了自己的“成功”逃亡。可以说，他凭一己之力，放跑了本该被全歼的两个兵团，给解放战争的进程，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只是，他算计了一辈子，保全了部队，最终又得到了什么呢？到了台湾，蒋介石一句“辛苦了”，回头就是一道免职令。他的部队被拆分收编，番号被撤销。这个在大陆叱咤风云的“上将”，最终成了一个无兵无权的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