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大家在提起白求恩时，着重宣传的是他有多么的高尚和伟大，但很多人却不了解，他为何要抛弃在加拿大的一切，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战场上救人？ 白求恩的选择，其实早有伏笔，他不是一时冲动才来中国的，之前就瞒着家人跑去西班牙，支援当地的反法西斯斗争。 在西班牙的几个月里，他看到侵略者的残暴，更看到普通人在绝境里的抗争，心里早就埋下了为正义而战的种子。 真正让他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是几本薄薄的书，斯诺、史沫特莱这些记者写的关于延安的文字，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展现在他眼前。 书里说，延安虽然穷，但到处都是朝气，学生们从五湖四海赶来，有富家子弟也有贫民窟的孩子，大家不分高低贵贱，一门心思只想救国。 这些描述勾住了白求恩，他太想亲眼看看这个被称作“圣地”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模样。 1938年，他带着医疗队一路辗转到了延安，一落地，这里的一切就给了他巨大的冲击。 没有想象中的混乱，干部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饭排队，见面都笑着打招呼。 抗大的课堂更让他意外，学生们坐的是石头凳子，读的是油印课本，却学得格外认真，讨论起战术和救国理念时眼睛都发亮。 他后来在日记里写，这里的人脸上都带着幸福感，那是为理想活着的样子。 毛主席的接见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两人见面像兄弟一样拥抱，聊到抗战局势，毛主席的远见让他心服口服，特别是那本《论持久战》，让他坚信中国一定能赢。 那一刻他明白，自己找对了地方，这里的人不是在空谈救国，而是真的在一步一步实践。 在延安待了没多久，他就急着要去前线，晋察冀边区的条件比他想象的还要艰苦，没有消毒水，没有像样的手术台，只能在破庙里搭个棚子做手术。 可他反而更投入了，白天跟着部队转移，晚上借着油灯给伤员开刀，有时候一熬就是十几个小时。 他发现八路军和老百姓亲得像一家人，军队走到哪儿，村民就把最好的粮食拿出来，伤员藏在山洞里，大娘偷偷送去热汤，这种军民同心的景象，是他在加拿大从来没见过的。 在晋察冀边区，政府里党员只占少数，大部分职位留给了其他阶层的人，他心里清楚，以八路军的实力，完全可以自己说了算，却偏偏要搞统一战线，就为了团结更多人抗日。 这种胸怀让他越发坚定，觉得自己正在参与一件伟大的事，比在加拿大给有钱人看病有意义得多。 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说，在中国的这两年是他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不是因为过得舒服，而是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不是救几个有钱人，而是救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 后来他在手术中感染，生命垂危时还在惦记着医疗队的物资，惦记着伤员的恢复情况。 所以说，白求恩来中国，从来不是“牺牲”，而是“奔赴”，他抛弃的是没有灵魂的优渥生活，奔向的是能让他的理想生根发芽的土壤。 参考资料：人民网《诺尔曼·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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