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查查APP公开的开庭信息显示，近日，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王健林本人，已被海南万骏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案件定于2025年11月3日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这场即将开庭的诉讼，揭开了两大巨头早年合作的裂痕。

纠纷溯源：50亿合作终止后的资金拉锯战

此次诉讼并非突发纠纷，其根源可追溯至2019年万达与万科的一次重大项目合作。

据悉，万达主导开发长春国际影都项目，这个规划面积达1051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影视文旅项目，涵盖影视拍摄基地、文旅综合体、国际住区等六大业态，曾被视为长春市新地标，王健林本人也曾与当地政府负责人面谈，承诺加快项目建设。

为推进项目，万科通过旗下深圳市盈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70%的海南万骏，于2019年9月和2020年6月先后向万达地产支付合作款共计50亿元，以增资方式获得项目公司15%股权，主要参与住宅板块开发。

然而，这一合作仅持续了两年，2021年6月万科决定提前终止合作，双方随即因退款金额产生分歧——万科要求退还13.8亿元，万达则主张仅需支付8-10亿元，协商未果后陷入长期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纠纷还曾引发司法保全行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早在2023年6月，万科就曾申请冻结万达商管19.79亿元股权，而该部分股权对应资产高达1287亿元，是争议金额的94倍。

当时，万达方面直指此举属于“超额冻结”。如今海南万骏正式提起诉讼，意味着双方的矛盾已进入司法裁决阶段。

万达的压力，诉讼之外的债务

此次成为被告，只是王健林与万达近期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从公开信息来看，万达系当前正处于多起纠纷与债务的交织之中。

在司法风险方面，万达集团的被执行人信息已达10条，累计被执行金额约52.62亿元，另有47条股权冻结记录。

而其核心子公司万达地产集团更是有423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达18.4亿元，还存在4条失信被执行人记录。

就在2025年9月，王健林本人还因1.86亿元执行标的被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虽72小时后因“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解除，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

同时，债务追偿的压力也不容忽视。2024年10月，永辉超市就曾以未收到3亿元股权转让款为由向上国仲提起仲裁，要求王健林为38.59亿元的剩余款项及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案件源于永辉出售万达商管股份的交易纠纷。

此外，苏宁易购、融创等企业也曾先后向万达及王健林公开追债。

为缓解资金压力，王健林近年来持续推进资产处置。数据显示，2023年万达出售了4座万达广场，2024年出售26座，2025年以来已累计出售55座，三年间共有85座万达广场易主。

其中今年5月的单次交易涉及39个城市的48座万达广场，市场预估交易价约200亿元。

民企巨头的转型阵痛

王健林与万达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是民营房企转型期的缩影。

2017年“股债双杀”后，万达便开启了轻资产转型之路，一度通过出售资产缓解债务压力，但随着后续市场环境变化与自身IPO计划受阻，资金链再度承压。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曾指出，此类合作纠纷与超额保全的出现，既反映了企业间信任缺失，也折射出民企在求生存过程中的普遍困境。

对于即将开庭的诉讼，市场尤为关注其对万达商管的影响。作为万达体系的核心资产，万达商管的股权状态直接关系企业融资能力，此前1287亿元股权被冻结已引发行业担忧。

此次诉讼若导致核心资产进一步受限，可能加剧企业的化债难度。

截至目前，万达集团尚未对此次被起诉事件作出公开回应。

这场定于11月3日开庭的诉讼，究竟会以和解告终，还是引发更复杂的连锁反应呢？值得后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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