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被军统头目谷正文破获，导致全军覆没，缘起于1949年的光明报事件。

1949年7月下旬，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收到一份寄给他的中共台湾委员会的刊物《光明报》，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大为震怒，把三大情治机关——保安司令部、保密局、调查局的头子召到官邸，一顿痛骂，命令限期破案。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找到心腹干将谷正文商量，谷正文声称有把握抓到台湾的大部分共谍。不过他撒网侦查了一个星期，没发现《光明报》的线索。

8月13日，这天谷正文和几个部下到饭馆吃饭，一个叫牛树坤的特务说前几天警备队抓到四名持有《光明报》的台湾大学学生。

“结果怎样？”“四人都说报纸是路上捡的，保安司令部就把人放了。”谷正文立即跳起来，说赶紧去抓人。

找到人后，谷正文审讯这四名台大学生。他们众口一辞地说报纸是路上捡的。谷正文说：“路上就有的捡，那你们带我去捡一份怎么样？”

四名学生不说话了。谷正文又问：“你们都看些什么书，看不看马克思的书？”

“不看，那有什么好看。”“那你们平常看什么书？”

其中一名答道：“《水浒传》。”

谷正文就和他们大聊《水浒传》，从下午五点一直聊到凌晨一点，其间曾剖析杨志、吴用、刘唐单独都干不了大事，要加入‘组织’方能成事。

待见学生对他已没有戒心，谷正文突然直切要害：“我不清楚各位是隶属共产党哪个支部，不过我很明白，各位仅仅是杨志、吴用、刘唐罢了。”

国民党特务圈里，甚至认为谷正文会迷魂术。四名学生在谷正文的‘迷魂术’下，都会心一笑，默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

谷正文就以自己‘对共产主义从崇信到失望’的经历来开导四名学生，加以各种威逼利诱。戴传李在谷正文承诺不追究的条件下，交待了《光明报》是他妹妹戴芷芳给的。

这时已是8月14日凌晨五点。四名学生在谷正文的追问下，又供出戴芷芳是从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那里得到的《光明报》。钟浩东正是中共基隆工作委员会书记。

谷正文当天就带领大批特务赶往基隆，分三个行动组冲进基隆中学，逮捕了钟浩东等人，缴获了报纸印刷器材。

经过三天三夜的追查，谷正文共逮捕了44名中共地下组织成员，摧毁了中共基隆组织，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对共产党情报战的首次胜利。

审讯时，钟浩东问了谷正文一句“老郑怎么样了？”

“老郑？我不知道啊。”谷正文冷不防说了实话。“哦，原来你不知道，那我们就不谈了。”

谷正文意识到“老郑”很可能是钟浩东的上级，而且可能是中共在台湾的一个领导人。但任凭谷正文再怎么追问，钟浩东到死也没吐露“老郑”的情况。谷正文先后抓获了中共高雄工运负责人李汾、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高雄书记陈泽民。

谷正文从陈泽民身上缴获的笔记本，发现了“老郑”这个名字。之前钟浩东无意吐露一句，现在“老郑”又出现在陈泽民的笔记本上，谷正文断定“老郑”是中共在台湾的主要领导人。

陈泽民虽未招供，谷正文却在‘闲谈’中从他嘴里套出了一个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这时已是11月中旬。谷正文当天就带领特务奔回台北，突袭了泉州街26号，但房内空无一人，埋伏到转天天亮也不见“老郑”回来。

谷正文推测这里是“老郑”的多个藏身地点之一，决定‘守株待兔’，分派一个台湾本地人张清杉在房里长期蹲守。张清杉潜伏在泉州街26号一个多月。1950年1月1日深夜，一个人潜入房中，准备开灯时被其抓捕。

此人正是化名“老郑”的中共台湾地下党总负责人、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

蔡孝乾这次被捕后，由于保密局特务对其松懈，他成功逃跑。不料第二次再次被捕，谷正文对其一会是拔指甲酷刑，一会又是优待。蔡孝乾随后叛变，将组织和盘托出，导致中共台湾地下党被保密局一网打尽，最终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