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回老家过年，村口小卖部门廊下蹲着几个男人，手指夹的烟快烧到尽头。堂嫂扯我衣角小声说，这些都是媳妇进城不回来的，天天在这等邮递员，盼着能有汇款单或者离婚协议。 西头张家媳妇春燕的事我记得清楚。她嫁过来时辫子又黑又粗，干活利索得很。三年前跟人去杭州服装厂，今年回来头发染成栗色，说话带点江浙口音。她男人还穿着结婚时那件西装，袖口磨得发亮。春燕说城里马桶都比咱家灶台干净，非要离。 我当时站在旁边，听着春燕说话跟放鞭炮似的，一句接一句，不带喘气的。她男人叫张建军，平时闷葫芦一个，那天脸涨得通红，手攥着西装下摆，指节都发白了，半天憋出一句“那孩子咋办？” 春燕像是被戳到痛处，声音突然低了八度：“孩子我带走，放城里上学，总比在村里天天玩泥巴强。” “你带走？你在城里住哪？那破出租屋比咱家牛棚大多少？”建军的声音也高了，唾沫星子溅到地上，“我妈天天给你带孩子，你说带走就带走？” 旁边蹲的几个男人都站起来了，有个叫老李的叹口气：“建军，别吵了，我家那口子也是，走了两年，就寄过一次孩子的学费，人影子都没见。前儿邮递员来，我还以为有信，结果是电费单。” 春燕转头瞪老李：“李叔，你别掺和，我跟他的事不一样。我在城里有工作，一个月挣得比他种地一年还多，我为啥要回来守着这破屋子？” “钱钱钱，你眼里就有钱！”建军突然吼了一声，把旁边玩石子的小妮吓得“哇”地哭了。小妮是他俩的女儿，五岁了，扎着两个小揪揪，哭着往建军怀里钻。 春燕眼圈也红了，却梗着脖子没动：“没钱咋活？你看看你穿的啥？结婚时的西装，穿了五年，袖口都能当镜子照了！我在厂里，同事都穿高跟鞋小裙子，我呢？我连瓶护手霜都舍不得买！” 堂嫂拉我往边上退了退，小声说：“春燕走的头一年，还天天给家里打电话，后来就少了。听说在厂里认识个安徽的，俩人处对象呢，那男的给她买了新手机，还带她去西湖玩过。” 我瞅着春燕，她染的栗色头发在太阳底下泛着光，耳朵上戴着个小小的金耳钉，是以前没有的。建军还抱着哭个不停的小妮，西装肩膀上沾了块孩子的鼻涕，他也没擦。 后来春燕在村里待了三天，天天跟建军吵。第三天下午，她收拾了个红布包，拉着小妮要走。建军堵在门口，不让她出。小妮哭得嗓子都哑了，一边喊爸一边喊妈。 村口那几个男人又围过来了，有人劝建军：“让她走吧，心都不在这了，留着有啥用？”有人劝春燕：“孩子还小，你一个人在城里咋带？” 春燕没说话，就盯着建军。建军突然蹲下去，抱着头，声音闷闷的：“离就离吧，孩子……孩子先放我这，你要是混好了，再来接。” 春燕愣了一下，眼泪“唰”地掉下来，砸在红布包上。她没再拉小妮，转身就走，走得飞快，栗色的头发甩在背后，跟要甩掉啥似的。 那天傍晚，我看见建军抱着小妮坐在门槛上，小妮睡着了，他就那么抱着，一直到天黑。村口那几个男人还在小卖部蹲着，烟蒂又多了一地。老李说：“明儿邮递员该来了，也不知道我那口子有没有信。” 我后来回城时，听堂嫂说，春燕走了半个月，给村里寄了个包裹，里面是给小妮买的新衣服，还有一张汇款单，写着建军的名字。只是从那以后，春燕再也没回过村，建军还是天天傍晚去小卖部蹲着，不过不再等离婚协议了，就望着村口的路，一看就是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