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前，朱光去拜访朱老总，恰巧毛主席也在那里，他就上前打招呼，谁知毛主席却故作疑惑：“你是哪个？” 1949年春天，北方的地面还是湿的，解放军的车子一驶进西柏坡，轮子上全是泥。 这个地方不大，住不下太多人，但会开的会不少。那时候中共中央还没进北平，一切都在筹划中。七届二中全会就在这儿召开，会议说得最多的不是打仗，而是接下来的治理——怎么从一个农村为根的政权转向城市里的国家机器，这是个头等难题。 毛泽东说，要准备进城。 朱德坐在他边上，点点头。他早就知道，这事不好办。 打仗能靠纪律、靠意志，可管城市得靠制度、靠细节。朱德那时天天批阅电报、签发命令，很多时候一句话要改上三四遍。他写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语言干净、结构紧凑，但每个字都是在权衡之中定下的。 他知道，一旦全国铺开，不只是要接手，更得留下来。兵不只是打，要能守。 城南头的广州，那时还没完全收回来，局势复杂。 中央点了朱光去接手。 他是个读书出身的干部，做事讲规矩，不喜欢拍桌子，但也不是好糊弄的人。到广州以后，他不急着发号施令，而是先去了郊区，看了一圈之后决定先种树、清沟渠。 有人觉得这事没啥用，朱光却觉得，老百姓看到树绿水清，心里才会觉得不是又换了个军阀。 他带着人铺路修桥，一连干了两年，把广州的基础弄得差不多了。 没人喊他功臣，他也不在乎，反正该做的事，慢慢干就好。 那时候还有一个人，也在忙自己的事。 朱瑞，是炮兵出身，在东北搞训练，他不是前线的将军，但在军队里的分量很重。他当过八路军的炮兵司令，是全国少有的搞技术的将领。他没啥架子，经常跟战士们一起钻进靶场，一边讲课一边调炮。他对数据很敏感，常常一个炮位反复测角调距，非得打到标准才算完。 他说，技术不扎实，战场上吃亏的是战士。 没人反驳，因为他说得对。 他后来在义县牺牲，是踩了地雷，走得很突然。 消息传到北京时，很多人沉默了。他是那种干实事的角色，说话不多，但一走，大家都知道缺了一个关键的人。 解放战争的后段，节奏越来越快，南线北线同时推进。 战场在打，但中央的重点已经放在接下来的治理上了。很多干部开始学习城市管理，从粮食配给到户籍登记，再到舆论工作，全是新课。 以前在农村靠人情，现在进城得靠章程。 毛泽东说，不能像过去那样靠“打”的思维来治理国家。朱德则主张先建制度，再动手改革，两人意见不完全一样，但配合得默契。 到了十月，北京已经准备好了开国大典的仪式。 阅兵是重点，朱德亲自抓这事。 他不是搞排场的人，但他清楚，国家第一次在世界面前亮相，得有点章法。 他找了部队里最稳的连队排练，把每个细节都抠清楚。谁站在哪儿，几秒一个动作，甚至礼炮响几声，他都要过目。 有人觉得太细，他一句话怼回去，说这不是演出，是国家的事。 礼炮的事情，本来是朱瑞定下的。他在生前就提议用24响，代表传统礼数，声音要厚，要稳。 部队照他的方案准备，一声一响地试，确保每门炮都不出差错。 开国当天，三点整，炮声从城楼两边轰响，全北京都听见了。有人说那天鸽子都被吓飞了，孩子哭了一片，但没人抱怨，因为那声音里，有种说不出的踏实劲。 城楼上那天站了不少人。 朱德穿着军装，站得笔直，他发完阅兵命令后，往后退了半步，把中间的位置空出来。 这个动作没人安排，是他自己决定的。他觉得，主角该是谁，心里有数就行。 毛泽东宣读完中央政府成立的公告，台下的掌声跟潮水一样。不是那种喊口号的热情，而是夹着些憋了太久的情绪。一些老百姓哭了，一些解放军笑了，都没说什么，只有眼神特别亮。 朱光那天在广州听广播。 他没来北京，也没在队伍里露面，他坐在办公室里，靠着窗边，听完了整个典礼。 旁边人说，老朱，喝一口庆祝下吧。他笑笑，接过茶杯，低头喝了一口，然后继续翻当天的城建报告。 那天晚上他写了一份建议书，说广州市区的排水系统太旧，雨季恐怕要出问题。 那份报告第二天就上了市政府会议，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开国——不是在天安门喊一声，而是把地上的水排干净。 当天拍摄的画面，后来剪成了纪录片。 镜头里的人都很正，步伐整齐， 有意思的是，纪录片里朱德几乎没说话。 他只是站在那里，偶尔点头，偶尔扶一下帽檐。但他在场，就是定心丸。不是因为他喊了什么，而是他这个人站在那里，就让人觉得事能办成。 当天晚上，北京天安门的灯没灭，一直亮到凌晨。 街上还有人在扫地，有人在拆台架，还有人在讲：“国家真是立起来了。” 庆典结束，日子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