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秋，紫禁城养心殿内。慈禧捏着江宁急报，手指微抖，对曾国藩冷声道：“马新贻在督署被刺，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垂着的眼皮猛地一跳，花白胡须微微颤动，忙躬身回话：“臣也觉此事蹊跷，两江总督乃封疆大吏，督署防卫森严，竟有人能当众行刺。”他这话答得滴水不漏，可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桩案子早藏着引线。 此时的曾国藩刚从天津教案的泥潭里探出头，法国人骂他软弱，国人骂他卖国，正愁无计脱身。可这道调令让他回任两江总督，看似是解脱，实则是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谁都知道，马新贻本是慈禧特意安插的棋子——两年前把曾国藩调去直隶，就是想削掉湘军在两江的根基，而马新贻一到任就严查湘军旧部，还偷偷追查太平天国圣库的下落，明摆着是要挖湘军的老底。 江宁那边的细节很快传了过来。八月二十二那天，马新贻在校场阅兵结束，步行回督署的路上，一个叫张汶祥的汉子突然冲出来喊冤，趁人不备一匕首扎进他右肋。更怪的是，凶手杀完人不逃，反倒站着喊“刺马者张汶祥是也，一人做事一人当”。 案子审得更是一波三折。江宁将军魁玉先审，张汶祥嘴硬得很，任凭怎么用刑，要么扯些海盗恩怨，要么干脆闭口不言。慈禧不放心，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去查，可张之万是个老油条，知道这案子碰不得，愣是拖着不结案。没办法，慈禧只能把曾国藩再派回去，还加了个刑部尚书郑敦谨当帮手。 曾国藩磨磨蹭蹭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江宁，上任后也不急着审案，天天要么巡查营伍，要么和老部下叙旧。郑敦谨急着查案，可每次问到关键处，曾国藩就闭目养神，只淡淡说句“差不多就得了”。郑敦谨这才品出味道——两江地面上全是湘军的人，真要查出主使，恐怕要掀起更大的乱子。 最后报给朝廷的结论，还是说张汶祥因私怨报复，被判了剖腹挖心。可谁都不信这个说法。有人说马新贻上任前就知道自己要死，跟兄弟交代过“万一身亡别告状”；还有人说张汶祥苦练了好几个月，匕首能穿透五层牛皮，显然是早有预谋。郑敦谨审完案直接辞官回家，临走前说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更坐实了案子里的猫腻。 曾国藩回任后，湘军旧部重新掌权，圣库的事再也没人敢提。慈禧看着奏折，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是曾国藩在告诉她，两江还是湘军的天下。可彼时清廷内忧外患，根本动不了手握兵权的曾国藩，只能咽下这口气。 这桩“刺马案”成了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真相藏在权力博弈的缝隙里。马新贻成了牺牲品，张汶祥成了谜，而曾国藩用一场沉默的较量，保住了湘军的根基。说到底，这案子奇的不是刺杀本身，而是在那个朝廷权弱、藩镇力强的年代，皇权与地方势力的无声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