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停摆”为何成了“美国特色” 政府“停摆”成为“美国特色”的核心原因在于其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制衡机制与两党极化政治的相互作用，导致预算审批陷入僵局成为常态。具体分析如下： 一、制度根源：权力制衡的“双刃剑” 2. 预算审批权分散 美国宪法将财政权力分割为立法（国会）与行政（政府）两支。根据《国会预算和截留控制法》（1974年），联邦政府预算需经国会两院（参议院、众议院）通过，再由总统签署。若国会未能在财政年度开始前（每年10月1日）批准预算或临时拨款法案，政府将因资金断流而“停摆”。 3. 参议院“60票门槛”规则 参议院规定，任何拨款法案需获得60票绝对多数才能结束辩论并进入最终表决。这一规则旨在防止多数党“独裁”，但客观上为少数党提供了阻挠议案的杠杆。例如，共和党在参议院仅占53席（需争取7名民主党议员支持），若两党分歧严重，法案极易因票数不足而搁浅。 二、政治生态：两党极化的“恶性循环” 2. 预算案成为党争工具 美国两党已形成将财政问题政治化的惯性。预算案中常被塞入争议性条款（如医保补贴、边境墙资金、税收政策等），导致谈判从“资金分配”演变为“意识形态对决”。例如： • 2018-2019年停摆（35天）：特朗普政府要求为美墨边境墙拨款，民主党拒绝，导致政府部分关闭。 • 2025年停摆：民主党坚持将《平价医疗法案》补贴纳入拨款法案，共和党反对，双方互指责对方“绑架政府”。 3. “持续性决议”的临时性 当预算案无法按时通过时，国会常通过“持续性决议”（CR）为政府提供短期资金。但两党常利用这一机制拖延谈判，以争取更多筹码。例如： • 2000年大选前：国会围绕2001财年预算案通过21项持续性决议，仅覆盖新财年前三个月资金。 • 2023年财政年度：拜登政府预算案因两党分歧拖延至12月，最终通过应急拨款法案避免停摆。 三、历史惯性：停摆成为“政治常态” 自1976年国会预算程序正式执行以来，美国政府已停摆22次，其中： • 最长停摆：2018-2019年（35天），经济损失超110亿美元。 • 近期停摆：2025年10月1日，因两党在医保补贴、边境政策等议题上无法妥协，导致政府近7年来首次停摆。 四、社会影响：停摆的“隐性代价” 2. 公共服务中断 停摆期间，国家公园、博物馆关闭，护照、签证办理延迟，科研机构停摆，约80万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 3. 经济连锁反应 • 直接损失：每周约造成70亿美元经济损失。 • 长期风险：评级机构警告，停摆加剧市场对美国财政管理的信心危机，可能推高利率，增加债务违约风险。 4. 民众心理伤害 政府停摆被视为“美国治理能力停摆”的象征，损害国家形象，加剧社会对政治极化的不满。 五、深层矛盾：制度性缺陷与政治短视 2. 制度性缺陷 美国宪法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在极端政治环境下可能走向“僵局”。当两党均拒绝妥协时，制度缺乏有效的强制解决机制，导致停摆成为“唯一出路”。 3. 政治短视 两党更关注短期政治利益（如选举筹码、议题主导权），而非长期财政健康。例如，2023年《财政责任法案》虽暂时避免债务违约，但未解决赤字飙升（未来30年可能新增127万亿美元债务）的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