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影《酱园弄·悬案》引发了不少热议。
故事的原型，一桩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滩轰动一时的民国奇案——周慧珍杀夫案，于80年后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
1945年3月20日的清晨，酱园弄85号2楼的妇人詹周氏，披头散发瘫坐地上，身旁的皮箱里，装着她零碎成16块的丈夫詹云影……
一件普通的弑夫案件，仅在同年的5月3日就迎来了死刑的判决，为何却发酵到街谈巷议，甚嚣尘上，被称为“民国四大奇案”之一呢？
詹周氏得以逃出生天，不在于三流小报里捕风捉影、博人眼球的低俗炒作，而是1945年6月，《杂志》刊发了女作家苏青的文章——
《为杀夫者辩》！
当街巷舆论将詹周氏代入潘金莲，“义正言辞”定她“该杀”，苏青却敢为人先，呼吁减轻刑罚，为詹周氏发声。
为手刃亲夫的女犯人叫冤喊屈，这份“奇葩”言论，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热度空前。
1945年7月，《杂志》特意辟出了“杀夫案笔谈”专栏。
詹周氏由二审死刑减至15年，到重新组织家庭，最后安然退休，活到90岁高龄。
她的人生到底经历了怎样神奇的跌宕起伏？
詹周氏没嫁人之前，也是有名有姓的。
她出生于江苏丹阳，父母在世时，唤作杜春兰。以花为名，想来她的降生，是备受家人喜爱的。
可惜年幼相继失去双亲，春兰只能在亲戚家讨口饭吃。待到七八岁，又被“送”去上海一户周姓人家，名义上是收为养女，其实就是个被使唤的小丫鬟。
杜春兰改名为周慧珍。
属于这个名字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为她的悲剧人生埋下伏笔。
没受过任何教育，没有家人的关爱，在周家谨小慎微地生存，看惯了眼色，让她的性格过于温吞隐忍。
17岁，养母便将周慧珍许给在自家典当铺做朝奉的安徽小伙詹云影。
1936年，周慧珍21岁，她带着对未来的一丝憧憬，和詹云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新闸路酱园弄85号2楼的后楼，是他们租住的新房。
她再次丢失了姓名，成为了“詹周氏”。
詹云影方额阔脸，加上身形粗壮，人高马大，认识的人都叫他“大块头”。
工作算体面，人貌相又不错，这桩婚事看起来并不太差。
日久见人心。詹云影本分了不多久，便暴露出好赌的本性，常常夜不归宿，自然也不会有余钱给家用。
在外边混得不顺心，便回家吆五喝六，动辄打骂，拿詹周氏发泄。詹周氏只有1米5出头，性格也不硬气，只好咽下苦水，忍气吞声。
婚后没多久，一个叫兰喜的丫头就大着个肚子找上了门，声称被东家赶出了门，要詹云影负责。
詹云影本就是玩弄兰喜的情感，见她来投奔恼羞成怒，对兰喜拳打脚踢，要撵她出去。
善良的詹周氏看不下去，小心翼翼地劝阻丈夫，并且收留了无处可去的兰喜，一直照顾到兰喜生下孩子。
詹云影毫无人性，想要弄死襁褓中的婴儿，还是詹周氏费心周旋，给孩子找到收养的人家。她还四处托人，给兰喜找了个婆家。
在随后的几年里，詹云影越发没了形，天天在外边醉生梦死，游手好闲。在家里喜怒无常，暴躁易怒。
詹周氏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暴力，几度想要自寻短见。
日子艰难揭不开锅，詹周氏在一家香烟厂找了个活计，虽然收入微薄，每天早出晚归赚个血汗钱，但总算生活有了着落。
詹云影自己行为不端，就怀疑詹周氏在外边有花头，大骂她“不守妇道”，将她打瘫在床，坚决不准其再出去抛头露面。
没了收入，詹周氏三餐难继，只能把家里能典当的都典当了，衣箱里的衣服全都卖空了。
3月20日凌晨，吃饱喝足的詹云影回到家中，詹周氏提起窘迫的境况，卑微地商议，想卖掉家中仅有的大衣柜，得来的钱可以摆摊卖小吃维持生计。
詹云影听后大怒，对妻子劈头盖脸一通毒辣打骂，直到累了才倒头就睡。
婚后9年受穷受气、挨打挨骂，一幕幕在心中涌起，詹周氏积攒的怨恨像一团越聚越大的乌云，往她的四肢百骸里钻。
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杀呀，杀呀！”
她腾地窜了起来，冲进厨房操起了一把菜刀……
3月20日早晨六点，住詹家楼下的租客王瞎子，只觉得头上的天花板有水滴落下，他眼睛不灵，鼻头先闻到一股血腥气，赶忙喊上老婆上楼敲开了詹周氏的门——
只见她披头散发，满身血污，指了指地上的皮衣箱，里面是大卸16块的詹云影，有气无力地喃喃道：
“我把大块头杀了……”
詹周氏一案，迅速地占据各路小报的头版头条，有的标题为《酱园弄血案》，有的称为《箱尸案》，最普遍的则是叫做《谋杀亲夫》……
这种不断发酵的关注，无非是打开了人性里猎奇的本能，并且不免恶俗：
自古女子“无奸不成杀”！
不断有人推测詹周氏肯定有一个“姘夫”，否则一个小个子的弱女子，怎么杀得一个大块头的男人？
于是，詹家前楼的住户黄包车夫“贺大麻皮”贺惠贤、詹云影的酒肉朋友人称“小宁波”的何宝玉，都成了怀疑的对象。
小报迎来了流量的狂欢，不断迎合吃瓜群众们越来越没有下限的想象：
“有一家小报说是贺大麻皮‘生有异惠’，果然当天该报就多销了数千份。又有一家小报说是贺大麻皮甚不中用……于是读者又万分感到兴味，那张小报的价目当即发生黑市。”
詹周氏成为了一种被狎亵的谈资。“恶女”、“荡妇”成为她的标签。
幸好新旧交接的时代，让女性的命运有了不一样变化，妇女们从封建的桎梏下逐渐解放，更多来自女性的声音，能被听到。
《杂志》作为一个严谨的报刊，向新女性作家苏青发出了约稿。
街头小报在詹周氏的身上看到了商机，不断挖掘、编造故事，赚到盆满钵满；低级庸俗的阅读群体，为捕风捉影的发酵推波助澜。
苏青则从女性关怀的角度，分析了詹周氏弑夫的动机：
她是长期在暴力的摧残和忍受中，才做出这样绝望的极端之举。
詹周氏的处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绝非孤例。
更多的已婚女性选择沉默和忍受，是因为民智未开，她们生存空间太过狭窄，可选择的路太少。
苏青以慈悲之心，看到“艳闻”之下，詹周氏这个活生生个体的存在——
“詹周氏可不是戏台上的熠熠红星，她是活在凄惨的现实世界里，没有父母，没有任何关心她的人，没有负责的丈夫，没有真心实意的情人，什么都没有，最痛苦的又没有钱……她是旧脑筋的女人，平日看绍兴戏杀子报之类惯了，她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自杀便是杀人”。
苏青继《为杀夫者辩》之后，还写了《我与詹周氏》，女作家关露，也发表了文章《詹周氏与潘金莲》，对“淫妇可杀”论进行反驳。
尽管她们铿锵的声音，并没有改变当时詹周氏案的最终走向，但无疑将封建父权思想撕开一道裂口，让平等的光照进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妇女的觉醒。
詹周氏实在是个小人物，她的生和死，不过历史巨浪之下随着命运逐流的沙粒。
但也正是历史更迭，给她带来了预料之外的生机。
1946年12月，因为新宪法的颁布，詹周氏成为“大赦令”的受益者，她的判决由二审的死刑减为15年。
詹周氏又重新做回了周慧珍。
刚开始她在提篮桥女监狱，在1952年转至当时上海的飞地大丰农场。
1959年，周惠珍和农场里的一位严姓炊事员结婚，重新建立了家庭。
再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和谐，翻看了相关的资料，周惠珍并没有生育，她曾在托儿所工作，并收养了一群子女。
直到90岁去世，她也再未回过曾经的故乡上海。
关于“酱园弄案”的那些离奇传谈，随着周惠珍的离世而成为永远的迷雾。小人物经历再多，也会在时间里沉默。
都说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是看这个社会中的女性，有没有体面地活着。
80年后的今天，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清醒的女性意识，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
虽然周惠珍式的悲剧已不再具备普适性，但仍可以在平等尊重和家庭和谐方面，给予我们一些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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