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呼吁各国一劳永逸的终止开发生物武器。他说，尽管几年前全球爆发了大流行病，但很多国家还在进行极其危险的生物武器和人造病原体的研究。他宣布，美国将开创一个人工智能验证系统，领导各国执行《生物武器公约》。 特朗普口中的“危险研究”，恰恰是美国深耕数十年的“核心领域”。提及全球生物武器研究的“集大成者”，美国若称第二，无人敢称第一。 仅在海外，美国就已在中东、非洲、东南亚及前苏联地区的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超过200个生化基地，其中乌克兰境内的16个实验室早已因与当地传染病爆发的关联性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质疑。 而在俄罗斯周边，至少27个美国控制的生化实验室构成了一张隐秘的“生物围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中央参考实验室便是典型——这个由美国斥资1.02亿美元打造的研究机构，自2015年运行以来始终笼罩在神秘面纱之下，其研究内容与当地公共卫生安全的关联至今成谜。 美国国内的生物实验室网络更显庞大，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数据，仅生物安全三级（P3）实验室就多达1495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P4）实验室亦有13家，这些实验室分布在全美各地，构成了全球最密集的高危生物研究网络。 而这张网络的“心脏”，正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德特里克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这座1943年建立的实验室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生物战研发的秘密使命，在1943年至1969年间储存了大量致命生物武器，堪称美国生物战研究的“前线基地”。 德特里克堡的“黑暗史”足以戳穿特朗普的虚伪面具。 更令人发指的是，美国还曾为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提供庇护，让这位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担任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其研究数据直接被用于美军生物武器研发。 历史的污点尚未洗净，现实的隐患仍在蔓延。德特里克堡的泄漏事故早已成为“家常便饭”：20世纪50年代，两名工作人员死于炭疽病，1964年又有一人死于玻利维亚出血热，这些死因起初均被军方隐瞒，直至1975年才被《纽约时报》曝光。 1958年，该基地“470号楼”（绰号“炭疽塔”）曾发生7571升液态炭疽杆菌培养物泄漏的重大事故，虽未造成外部扩散，却暴露了其管理的致命漏洞。 更可怕的是，基地399英亩的“B区”废料处置场长期污染地下水，1992年检测发现三氯乙烯等致癌物已渗透到周边居民水井，当地居民在不知情中“被投毒”数十载。 2019年8月，德特里克堡突然因“安全问题”关闭，而短短数月后，新冠肺炎疫情便在全美暴发，这种时间上的巧合，至今仍未得到美国官方的合理解释。 美国在生物武器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执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最初推动公约达成的国家之一，美国却在2001年突然翻脸，成为全球唯一反对建立公约核查机制的国家，此后历次审议会上均坚决拒绝重启相关谈判。 但国际社会早已看清，美国拒绝核查的真正原因，是害怕其遍布全球的生物实验室秘密被揭开——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郭晓兵所言，德特里克堡的极度不透明，让人不得不怀疑美国在“借防御之名行研制之实”。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宣称要“终止危险研究”的同时，美国正加速推进生物军事技术发展。五角大楼2025财年投资战略明确将“生化药剂”“合成生物学”等列为15个重点领域，战略资本办公室更是牵头引导私营资本涌入这些领域，目标直指“获得相对于战略竞争对手的绝对优势”。 这种一边挥舞“军控大棒”打压他国，一边砸重金强化自身生物战能力的行径，彻底暴露了美国的霸权逻辑：只许自己手握“生物利刃”，不许他人拥有“防御盾牌”。 特朗普提议的“人工智能验证系统”，本质上是想打造美国主导的“生物霸权裁判台”。这套系统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美国手中，其核查标准、执行力度、处罚对象都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那些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可能面临严苛核查，而美国自身及盟友的生物实验室却能继续逍遥法外。 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与联合国倡导的多边主义原则背道而驰，也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看清：美国关心的从来不是全球生物安全，而是如何通过垄断生物科技优势维系霸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