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宋时轮听说第5大队200多人被日军杀害，亲自率部伏击日军并活捉日军大队长，这时，战士们突然喊道：“把他砸死！” 说起抗日战争那段日子，总让人觉得像一场没完没了的噩梦，尤其是那些小村子里的惨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些普通的农民和学生组成的队伍，会在短短几天里就全军覆没？高洪口事件就是这样一桩事儿，它不光是数字上的伤亡，还牵扯出整个晋察冀根据地的痛点。 先聊聊宋时轮这个人吧。他1907年出生在湖南醴陵一个农村家庭，那时候中国正乱成一锅粥，军阀混战，穷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宋时轮小时候帮家里干农活，扛锄头下地，风吹日晒的，练就了一身结实体格。1926年，他考进黄埔军校第五期，那地方是革命的摇篮，他每天早起操练，学射击、学战术，很快就入了共青团。转眼1927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赶上北伐战争，跟着队伍打仗，从基层战士干起，一步步往上爬。 宋时轮参加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成了红军的一员。他从连长干到营长，负责带兵突击敌营，缴获武器弹药。长征路上，他护着主力过雪山草地，队伍里缺粮少药，他总是在前头开路，帮同志拉起掉队的。到了陕北，他继续整训部队，抗日战争爆发后，随115师去山西前线，当了344旅716团团长。那年他才三十岁出头，就得指挥几百号人打游击战。宋时轮的风格就是实打实，不摆架子，和战士们一起啃窝头，分干粮，战场上冲在前面。 高洪口事件发生在1938年11月，那时候晋察冀军区第二分区第五大队刚进驻山西五台县高洪口村休整。这支队伍两百多人，大多是新兵，来自学生和农民，装备简陋，就几支汉阳造步枪和手榴弹。他们本想在村里喘口气，谁知有个当地人投靠日军，偷偷报了信。五台县城的日军纳野中佐带队，五百多人趁夜摸过来。纳野这家伙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的军官，指挥风格就是烧杀抢掠不手软。他下令偷袭，第五大队仓促应战，村口阻击了会儿，但敌众我寡，很快就顶不住。全队两百五十多名战士牺牲了，还有四十九名村民被日军抓起来，用铁丝穿锁骨折磨，然后机枪扫射，全杀了。日军还抢了粮食牲畜，放火烧村，留下一片焦土。 消息传开，八路军上下都炸了锅。上级直接给宋时轮发电报，让他带716团去追击这股日军。宋时轮接到报后，立刻召集干部，分析敌情。日军抢了那么多东西，行军慢，返回据点得过滑石片那条窄谷。他决定在那儿设伏。全团五十里急行军，赶在日军前头埋好地雷，战士们两侧山坡隐蔽。日军进来时没防备，地雷一响，枪声齐发，打了半天，五百多人被全歼。纳野中佐被活捉了，这人就是高洪口屠杀的直接指挥。他被押上来时，还一脸嚣张，不服管教。战士们一看这态度，加上高洪口的血债，忍不住了。一个叫王汝林的战士喊出砸死他的话，还带头扔石头，其他人跟着上手。纳野就这样被石头砸死。 八路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但纳野的罪行太重，王汝林家村子早被日军毁了，他亲眼见过孕妇被拿来练刺刀，那仇恨不是一两句纪律就能压住的。事后，旅长张宗逊来了，了解情况后说，这人死得不冤。王汝林因为违反纪律，被上级口头批评了顿，但他自己觉得没错，晚年还说重来一次也照样干。宋时轮呢，继续带队打仗，没多纠缠这事儿。这事件不光是复仇，还暴露了根据地防御的漏洞，日军情报太灵，汉奸作祟，新兵训练不足。这些问题，后来八路军都慢慢补上了。 高洪口事件后，宋时轮的部队没停下脚步。1939年，他们参与了多次反扫荡，堵日军运输线，炸桥梁，缴获了不少武器。宋时轮升了职，指挥更大规模的战斗。到解放战争，他当了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率部渡江，拿下上海。那时候，长江水急，部队夜里划船登陆，硬是啃下滩头阵地。抗美援朝时，他去朝鲜当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九兵团司令，组织坑道战，顶住美军轰炸。回国后，1955年授上将军衔，还当过军事科学院院长，教后辈战术。 王汝林这人，战后继续在部队干，参加过淮海战役，解放后转业地方，干了些基层工作。他一辈子没忘那些仇，晚年聊天时，总提日军暴行。纳野中佐的死，在历史上就是个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