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四月，李自成在武英殿召开军事会议，拟定刘宗敏出征山海关。刘宗敏则当众顶

崇祯十七年四月，李自成在武英殿召开军事会议，拟定刘宗敏出征山海关。刘宗敏则当众顶撞说:"大家都是做贼的，凭什么你在亲城享受，让我去前线卖命？"   李自成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他治国的思路和能力并未跟上局势的发展。   进京之后，他面对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地方守军，而是一个需要整合全国资源、协调各方力量的大一统政权。   而他手下的将领，像刘宗敏、李过、牛金星等人，几乎都是在长期游击、攻城掠地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维仍停留在打仗分赃的阶段。这种思维，一旦进入京城、面临治理任务时，就显得格外不适应。   刘宗敏的反应并不意外。他是李自成起义军中的重要猛将，长期在前线厮杀，立下赫赫战功。   但他并未能从李自成那里获得权力上的实质性认可，更多是被当成一员冲锋陷阵的武夫看待。李自成入京之后，将权力集中于牛金星、李岩等少数亲信，使其备受恩宠。然而，像刘宗敏这样在前线冲锋陷阵的将领，却渐渐被边缘化。权力天平失衡，隐患已在悄然间埋下。   这种边缘化带来的不满，在面对山海关这样极其艰难的战役任务时，自然爆发出来。山海关不是一个随便就能打下来的地方，它是明代构建的京畿门户，地势险要，守将更是明末一流的军事人物吴三桂。   更关键的是，吴三桂已经决定引清兵入关。刘宗敏当然知道，这一仗的危险程度远超以往，也意识到自己可能在这场战役中成为牺牲品。   李自成的问题不仅在于他对权力的分配不均，更在于他未能建立起一套稳定的军政体系。他依赖的仍是农民军旧有的那一套“吃大户、打土豪、分粮食”的逻辑，这套方法在流动作战时有效，但在稳定政权后很快暴露出破绽。   他没有真正吸纳原来明朝的官员体系，也没有对将领之间进行有效的分工和管理。刘宗敏的不满，其实是整个大顺军队普遍情绪的缩影。   很多将领进入北京后开始奢靡生活，军纪松弛，甚至出现抢掠百姓的现象。一些史料中提到，李自成曾试图整顿军纪，但收效甚微。   因为他手下的这些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军人，而是一群在战乱中依靠战功崛起的草莽英雄。他们缺乏长期治理的意识，也没有制度约束的习惯。   这场军事会议的失败，其实预示着整个大顺政权的失败。刘宗敏的质疑虽然不被采纳，但他代表的声音已经无法忽视。   李自成如果真的具备政治远见，应该在进京之后就着手进行制度建设，安抚人心，整顿军纪，吸纳旧官僚系统。   但他没有，他选择了继续依赖旧部，继续按起义军的逻辑治理新京城。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民心迅速流失，就连军心也开始动摇。山海关一战最终失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仓皇出逃，成为历史的必然结果。   这场会议也暴露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政权面临的普遍困境：他们往往能打下天下，却难以治理天下。   因为他们的起点注定了他们的组织结构是松散的、临时性的，缺乏制度支撑。一旦局势稳定下来，原有的战时机制就无法适应新的政治要求。   刘宗敏的顶撞，不是个人情绪的发泄，而是整个体系不适配的集中体现。李自成没有理解这一点，也没有及时调整方向，最终导致了政权的迅速崩塌。   李自成的失败提醒我们，一场成功的起义，只是改变历史的起点，真正能决定未来走向的，是对治理的认知和执行力。武英殿会议那一刻，李自成和刘宗敏之间的裂痕，正是整个政权摇摇欲坠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