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87年，一日本战俘在回忆录中，爆料两位烈士是叛徒，其中就有我党的高级特工，东北抗日英雄张永兴。 （参考资料：2020-05-12 中国老区网——共产国际在齐齐哈尔的秘密情报站） 上世纪三十年代，齐齐哈尔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军事心脏，城里表面平静，底下却暗流汹涌。 就在这座城里，两支同属苏联远东军区情报部的红色队伍，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像两条平行线一样各自运作。 一边是以乐天照相馆为掩护的情报网，另一边是代号“波波夫”的情报小组，他们故事的结局，一个得以保全，一个走向覆灭，这背后藏着完全不同的生存逻辑。 情报工作，伪装是第一道防线，孙乐天和苏子元领导的小组，玩的是一种“中心化据点”的打法。 乐天照相馆和后来的龙江医院，都是正儿八经的生意，有技术有客源，孙乐天就凭着照相馆老板的身份，跟日本宪兵特务吃饭打牌，在推杯换盏间就把情报搞到手了。 1933年5月，他们就是靠着冲洗照片的便利，在哈尔滨把日军随军摄影师的机密胶片给复制了，这种模式像一个磁场，把情报吸过来，但风险也全压在一个点上。 而张永兴的“波波夫”小组，走的是完全相反的“网状化潜伏”路线，他们把策略叫“圈地谍报”，在日军兵营、机场旁边，悄悄开起鞋帽店、水果摊、小旅馆，这些小铺子就像一个个监控探头，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 除此之外，他们还派人混进军营干活，或者干脆伪装成记者四处“采访”，手段五花八门，这种布局的好处是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情报多靠外部观察，想拿到核心机密就难了点。 在那种高压环境下，能把大家拢在一起的，光靠信仰和纪律还不够，更得靠人和人之间的信任。 乐天照相馆这边，孙乐天和苏子元是通过朋友韩乐然认识的，是纯粹的革命友谊，孙乐天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产业拿出来干革命，这就是信任，他和技术骨干谭连成又是师兄弟，这种老交情，比什么都靠谱。 “波波夫”小组的凝聚力，则多了一层血缘的加持，小组最关键的发报员，是组长张永兴的亲弟弟张克兴，亲兄弟一起上阵，那种忠诚度是没法比的。 后来兄弟俩一同被捕，面对酷刑，口供惊人地一致，说在苏联的事儿一个字都不能对外讲，这既是纪律，更是刻在骨子里的默契，这种扎根于社会关系里的信任，才是情报网最硬的内核。 然而，面对同样的敌人——开着无线电测向车满街跑的日本宪兵特高课，两个小组的命运却天差地别。 乐天照相馆的落幕，是一次有组织的“指令性撤退”，1936年12月，苏联上级嗅到了危险，果断下令收队走人，苏子元和孙乐天全身而退，转移到北平继续战斗，这事儿充分说明，一条完整的指挥链和铁的纪律有多重要。 有意思的是，孙乐天后来没能回到苏联，反而阴差阳错躲过了那场卷走他领导苏子元的大清洗，命运真是难说。 几乎就在同时，“波波夫”小组的毁灭，则是一场典型的“连锁式崩溃”，导火索不是核心暴露，而是1936年9月，一个外围成员在边境被抓，酷刑之下，一个接一个地叛变，情报网被一层层扒开。 11月，刚从苏联回来的张永兴一头撞进罗网，整个站19人被一锅端，这场悲剧说明，分布式网络虽然分散了风险，但任何一个点的失守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1937年1月，在拒绝了东条英机的收买后，张永兴兄弟等八名英雄在齐齐哈尔的雪地里倒下，他们的清白，直到几十年后才被尘封的日军档案所证实。 就这样，在齐齐哈尔的上空，两套红色谍报系统，一个像精密的棋局，步步为营；另一个像蔓延的藤蔓，四处扎根。 它们不同的结局告诉我们，在隐蔽战线上，巧妙的伪装、牢固的信任，还有一个能果断“断尾求生”的指挥系统，缺一不可，这些共同决定了谁能活到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