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日，东北军连长于文俊带一队士兵踹开军长王以哲家门，冲进卧室说 “老师，对不起！”，随即举枪射击。九声枪响后，王以哲倒在血泊中，当场身亡。 这起血案源于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派系矛盾，要理清因果，需从事变善后说起。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的消息在东北军中迅速传开。 王以哲站在金家巷张公馆的廊下，望着空荡荡的总司令办公室，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中正剑。他是保定军校出身的儒将，此刻正面临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参谋长董英斌来报告：“军长，少壮派在渭南开会，联名通电要武力救张。” 王以哲盯着墙上的军事地图，潼关方向的中央军部署图被红笔圈了又圈。他说：“告诉他们，三位一体才是救张的根本。” 但少壮派的激进远超预期。1 月 29 日的渭南会议上，应德田突然拍案而起：“王军长放走陈诚他们，就是背叛副司令！” 青年军官们怒吼过后，最终通过的 “主战决议”，在东北军内部埋下了致命裂痕。 刺杀行动的前一晚，孙铭九的住所灯火通明。 应德田攥着名单，指尖几乎要戳破纸张：“王以哲、何柱国必须死，否则东北军永远抬不起头！” 苗剑秋突然冷笑：“杀了他们，中央军就能放张副司令？你们这是把东北军往火坑里推！” 争论声中，于文俊默默擦拭着配枪。他是王以哲的学生，永远记得老师在讲武堂说的话：“军人的枪口要对准外敌，不是自己人。” 可当商同昌传达命令时，他的手还是不受控制地颤抖 —— 这是对命令的服从，也是对良知的背叛。 2 月 2 日清晨，卡车停在粉巷胡同时，于文俊望着熟悉的朱漆大门，喉咙突然发紧。 卫兵阻拦的瞬间，他眼神变狠：“执行军务！” 士兵们涌进院落，廊下的鸟笼被撞碎，金丝雀的哀鸣混着枪声，在晨雾里回荡。 王以哲的灵堂设在西安易俗社，挽联上 “出师未捷身先死” 的墨迹还没干，前线就传来噩耗。 驻扎渭南的东北军突然调转枪口，向西安方向急行军。刘多荃师长站在司令部楼顶，望远镜里的滚滚烟尘让他握紧了拳头：“备马！” 此时少壮派早已乱作一团。孙铭九在金家巷来回踱步，应德田瘫坐在椅子上，面前茶杯里映着他苍白的脸。 周恩来紧急召见他们，这位中共代表罕见地动了怒：“你们杀的不是王以哲，是东北军的脊梁！” 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孙铭九等人连夜逃往陕北，但已经于事无补。王以哲的死像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东北军的全面崩溃。 檀自新、沈克等将领通电投靠中央军，黄永安的炮兵旅摘下了东北军军旗。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 “天报恶者”，随即下令将东北军肢解改编。 1942 年的南京，汪伪政权的宴客厅里，孙铭九正与日本特务举杯共饮。他胸前别着伪政府的勋章，却遮不住眼角的伤疤 —— 那是刘多荃的士兵追捕时留下的。 千里之外的重庆，戴笠看着情报冷笑：“这就是背叛的代价。” 王以哲的墓前，每逢清明总会出现一束野菊。杨虎城被囚前曾托人送来手书：“痛哉！东北军之魂已逝。” 更讽刺的是，那些叫嚣 “主战” 的少壮派，最终多数沦为汉奸。唯有王以哲的名字，永远刻在西安事变纪念馆的英烈墙上。 这场 “二・二事件”，成了东北军命运的转折点。 张学良在台北听到消息时，正在临摹岳飞的《满江红》。墨迹在 “靖康耻，犹未雪” 处突然洇开，像 1937 年那个黎明的血迹。 王以哲死后，好友高福源也遭遇不幸。高福源是中共秘密派回东北军的人员，曾为张学良与中共的接触搭起重要桥梁。 但王以哲被杀后，刘多荃听信错误消息，认为高福源参与其中。2 月 4 日，刘多荃发电报让高福源到师部开会。高福源毫无怀疑地前往，刚到师部门口，就被预先埋伏的士兵绑到院内枪杀，随行人员也被灭口。 而孙铭九逃离陕北后，彻底走上了叛国投敌的路，在汪伪政权任职，与日本特务勾结。 王以哲的死，是东北军的重大损失，也影响了当时的抗日局势。他一直力主与共产党合作、团结抗日，他的死破坏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 “三位一体” 局面，削弱了抗日力量。 若王以哲没被杀害，东北军或许能保持团结，在抗日战场发挥更大作用。但历史没有如果，“二・二事件” 让人们更清楚：内部团结对军队和国家有多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