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钱大钧由香港逃到台湾。这个昔日蒋介石的侍从长，“八大金刚”之一的元老，到台后也只有“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这一虚职。和大部分逃台的国民党大员一样，钱大钧此后便处于半退休状态，领着薪水却无多少事情可干。 钱大钧早年家境贫寒，父母早逝，他靠自力更生求学。1909年进入江苏陆军小学堂，毕业后继续深造，1914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技能。回国后，他投身国民党阵营，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任第一期教官，负责学员训练和学校事务管理。 那时国民党正处于北伐准备阶段，钱大钧逐步升迁，1925年出任黄埔本部少将参谋长，参与组织军队扩编工作。他在军中积累资历，1931年兼任武汉要塞司令和第89师师长，负责地方防务和部队调动。这些经历让他成为蒋介石亲信，进入侍从室核心圈子，处理机密文件和日常协调事务。钱大钧的升迁依赖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平衡，但他也开始显露出个人私欲，挪用公款用于个人开支，这在军中并非孤例，却逐渐影响了他的声誉。尽管如此，他的资历让他在党内稳固地位，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抗日战争期间，钱大钧1937年升任空军司令，负责空防作战和空军建设。那时国民党空军设备短缺，他主导采购飞机和零件，指挥重庆等地防空阵地应对日军空袭。战场上国民党空军损失惨重，钱大钧的职责包括协调补给和训练飞行员，但实际操作中，他多报采购数字，私下转移资金，这被蒋介石察觉，却因战时需要而暂未追究。 1938年，他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继续管理空军资源分配。同期，他两次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直接处理蒋介石的军事指令和人事安排，包括西安事变前后的事务协调。钱大钧的日记记录了这些亲历细节，显示他作为蒋介石心腹的角色，但也暴露了其贪婪本性，好色和聚敛财富的习惯让他饱受党内非议。 蒋介石一度担忧他的私生活影响军纪，却仍倚重其经验。1942年后，钱大钧参与保定行营主任等工作，监督北方军务，但国民党在内战中渐露败象，他的职位开始边缘化。这些年，钱大钧的权力虽大，却因个人缺陷而埋下隐患。 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全面溃败，大批高层撤离大陆，钱大钧先到香港暂居。那里他低调生活，等待时机。1950年3月，他乘船抵达台湾，成为众多国民党大员中的一员。那时台湾正处于国民党政权重建阶段，蒋介石急于巩固岛内控制，许多旧部被安排闲职以防内斗。钱大钧获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一职，这只是名义头衔，没有实际决策权。 他与其他逃台官员一样，进入半退休状态，每月领取薪水，却无具体事务可管。国民党高层多有类似遭遇，如陈立夫等元老，也被置于边缘位置，避免他们干预军政核心。这种安排源于蒋介石对败退后党内派系的警惕，也反映了钱大钧过去贪腐记录的影响。他虽有黄埔元老身份，却因挪用空军资金等旧账，被有意隔离权力。台湾初期经济萧条，钱大钧的日子虽有保障，但闲散生活让他远离昔日繁忙，党内地位渐趋式微。 到台后的钱大钧，日常多在台北住所度过，偶尔参与党内闲散会议，却无实权影响。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推行土地改革和经济重建，他作为顾问，仅限于旁观，无法插手具体政策。薪水虽稳定，但比起大陆时期挥霍无度的日子，显得捉襟见肘。钱大钧的贪婪习性在岛上仍未改，私下仍试图通过旧关系谋取小利，但蒋介石的监视让他收敛许多。其他国民党大员如陈诚等，也面临类似困境，党内氛围充满猜忌和无聊。钱大钧的书法爱好成为消遣，他练习钟鼎体，偶尔为友人题字，却难掩落魄。1955年孙立人案爆发，蒋介石任命他为军事法庭审判长，这短暂打破了他的闲置。孙立人被控谋反，钱大钧主持审讯，查看证据后向蒋介石报告过程，并多次为孙说情，强调其忠诚，最终促成在家软禁三十三年的判决。这件事显示钱大钧仍有一定影响力，但也让他卷入军内纠纷，事后他更不愿沾染军务。 孙立人案后，钱大钧彻底退出军政圈子，避免进一步麻烦。1963年6月，他转任中华航空董事长，这份工作相对稳定，负责公司运营和飞机采购。那时台湾航空业起步，他主导1966年购买五架美国波音727客机，提升航线容量。钱大钧的管理经验虽老旧，但对下属态度温和，从不发脾气或说脏话，这让他在公司赢得人缘。尽管爱财，他仍注重日常纪律，不与家人议论军政旧事。蒋介石欣赏他这点稳重，却早知其贪婪本质。 1968年，75岁的钱大钧身体衰弱，辞去董事长职务，转为名誉顾问。中华航空在他的任期内逐步扩张，但也暴露了国民党经济管理的官僚作风。钱大钧的晚年生活规律，早晨打太极拳，下午练字，书法在台湾小有名气。他为圆山大饭店题匾，显示其文化余热。但整体而言，他的台湾岁月是国民党元老集体命运的缩影：从大陆败退到岛上闲置，权力消磨，个人缺陷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