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感叹：“彭德怀、贺龙二位元帅都是出类拔萃的沙场悍将，但志趣迥异、差别很大。”贺龙出身绿林，粗疏豪爽，健谈直率，不拘小节，侠肝义胆，恋旧重情，不无江湖之气。王震说他“健谈”；续范亭说他“天真”，有“千秋大业赖天真”之语。彭德怀虽然也是旧军官出身，但生于草根底层，自我约束严苛，质朴刚直，留心军事之外的经济、文化，多有思考，有大将之风。 彭德怀、贺龙他俩第一次见面，是在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地点在会宁城西，一片灰黄土地，秋风里夹着泥土味。战士们在街上喊口号，锣鼓敲得咚咚响，贺龙骑着马来了，身后一群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彭德怀站在路边，看着那个笑得咧嘴、挥着手的“贺大炮”，没出声，只是轻轻皱了皱眉。 身边的人没听清他嘟囔了句什么，好像是“太嘈杂”。 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贺龙那时候已经是个传说，年轻时绿林出身，江湖味重，讲义气、重感情，打起仗来一股横劲，说干就干。 他喜欢热闹、说笑、喝酒，一顿饭不热闹不香。 最重要的是，他信人，尤其信兄弟。他的部队里，从副官到炊事员，只要跟过他一次，都被他记在心里。有人在炕头上偷喝了点高粱酒，他装作没看见；有人打仗怯了，他能蹲下身拍着肩膀安慰一句：“怕啥，我贺龙在呢。” 彭德怀不是这样。 他出身苦寒，自小没几个能说话的人，心里的话多半闷着。 他不是不会信人，他是不敢轻信。 他对部队的要求极严，说一不二，不给情面。 有人夜里偷吃了一口腊肉，他可以罚你一整天不许吃饭。纪律是他的底线，宁愿兵少，不愿兵乱。他对自己更狠，行军时不坐车，不抽烟不喝酒，睡帐篷不让人铺草，干净到有点刻板。 他说“部队要像铁”，但其实他自己也像铁。 你让这两种人站在一起，说一句“并肩作战”，说得出口，说不出口？ 段德昌的事，埋下了后来的隔阂。 那是1933年的事了，段德昌是彭德怀最敬重的同志，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后来被夏曦下令处死，那时候贺龙在洪湖一带，明明知道这事不对，却没有坚决反对。 彭德怀心里记下了。他表面上没说什么，但从那之后，对贺龙的态度一直带着点冷意。 你说这是不是计较？可那年头，谁也不会把感情当儿戏。 战争把他们再一次推到一线。 百团大战前，彭德怀在前线亲自盯着，那时候他常年带着伤，手指冻得伸不直，一支笔都握不住。他不让自己回延安休息，说：“我还撑得住。”八路军的战士们都知道，彭总是个能熬的人，他不发火，可一瞪眼谁都不敢说话。 他连和战士一起吃饭的时候，眼神都不离地图，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紧张感，像绷到极限的弦。 同一时间，贺龙在晋绥根据地，忙着搞生产、修公路、建兵工厂。 有人笑他“不会打仗改行当县长”，他倒不生气，反笑着说：“打仗得吃饭。”他穿一身粗布军装，时常亲自下地，干完活还能跟老乡抽根烟聊家常。 他知道怎么让人放松，也知道怎么从破烂里掏出家当。 你说他是不是个会打仗的将军，按传统标准，不算；但你说他不是，那晋绥根据地要是没他，撑不过三年。 直到解放战争那会儿，两人的命运再一次碰了头。 1946年，大同集宁战役打得稀烂，贺龙部队打得不利，关键时刻人还在卓资山搞庆典，这事儿传到延安，许多人皱了眉。 西北战局本来就紧，蒋介石那边二十几万大军压过来，共产党手里能动的兵才多少？中央开会决定，由彭德怀统领西北野战军。 这个调动谁都明白什么意思：信你彭总能稳住阵脚，也说明贺龙这边确实出了问题。 贺龙没有抗命。 他说：“要调我，我服从。”但那天晚上，他在自己房间里坐了很久，窗户没关，风灌进来，把他案头的地图吹得翻来翻去。 他伸手压住了，却没压住心里的那股闷气，那时候，没人知道他是怎么熬过那一夜的。 庐山会议，是他们关系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是定格点。 1959年，庐山上空气稀薄，不止是山高，更是气氛紧张。 彭德怀写了封信，他不是不知道这封信的后果，只是他实在咽不下那口气。他说：“饿死人，是要负责的。” 贺龙也说了话。 他没骂人，但也没护着彭。他提了一句旧事，说：“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要是工人农民不行了，就请红军来’。” 很多年后有人说，贺龙那句话是“戳穿了天机”。 可真要说，他当时未必有那么深的用意。贺龙是个直性子，嘴快，记性好，说了就说了。 可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一句话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彭德怀从庐山下来那天，衣服没换，背手站在车边，没回头。他身边那个勤务员后来回忆，说他整路都没合眼，一直盯着窗外看。 再后来，贺龙继续做事，进了军委，但时间没让他们更靠近。 也许从头到尾，他们就不是一类人。彭德怀是一把刀，锋利、直接、有棱角，不肯弯；贺龙是一把锤子，圆，重，能砸事也能敲人心。 他们身上都写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却用不同的姿态在时间里留下了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