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为何选中西柏坡？主席：去白毛女的故乡看看 “1947年5月的一天傍晚，你说，咱们到底落脚哪儿才稳当？”阜平城外的小炕头上，朱总司令低声问刘少奇。这句轻描淡写的探讨，后来决定了中国革命指挥重心的南北移动，也把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山村推到历史聚光灯下。 延安易手的消息传来不过两个月，胡宗南的十几个师正向陕北纵深猛插。陕甘宁边区先天不足，硬守只会添伤口。为此，中央迅速把机关分成前委、工委、后委三块。毛主席坚持留陕与敌“兜圈子”，少奇、朱德跨黄河，叶剑英、杨尚昆在晋西北托底，典型的“分线作战，互相策应”。 工委刚过河就发现驻地问题比枪炮更着急：地方要隐蔽，粮草要便利，通讯要通畅。几次选址都不满意，朱德索性派秘书潘开文扛着地图骑马沿滹沱河一路向北。滹沱河两岸村庄密集，路好走却难保密，再往山岭里扎，一抬头，半山腰两棵古柏赫然在目。河谷宽阔，山坡青翠，村舍稀疏而不散——这便是西柏坡。 三人翻下山坡进村细看：地基多为石砌，房子虽被烧过，却易修复；村后靠山，前临河道，东接平原，西屏太行。潘开文划了张草图，写下八个字——能进能退，攻守皆宜——转身就往封城村赶。 听完汇报，刘少奇突然笑问：“西柏坡是不是白毛女故事发生的那地方？”这一问把众人拉回到两年前延安七大休会时的一段茶余闲谈。聂荣臻介绍晋察冀风土，“白毛女的故事就出在平山。”毛主席当时一句：“如果真有变故，我们可以到那边看看。”如今看来，像是提前埋下的伏笔。 西柏坡名字的来历当地有两种说法。一说唐代就叫“柏卜”，民国年间读书先生嫌“卜”生僻改作“坡”；另一说两棵古柏的柏棱撒遍山坡，从此万木长青，“西头柏坡”逐渐简化成西柏坡。哪种更真已无凭考，可那两株古柏至今仍在，像两位不语的老兵。 政治土壤同样扎实。平山县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组织，抗战末期党员突破两万。西柏坡村党员占村民比例超过十分之一，支部33个，一乡一村皆可联络。工委第二批考察组得出结论：军情、交通、群众、粮草四项全优。 1947年7月12日，工委整体进村，对外代号“劳动大学”。少奇是“胡校长”，朱老总成了“朱校董”。华北烈日高照，机关干部却顶着麦香翻修土屋，三天一座作战室，五天一口电台井，忙得不亦乐乎。当年秋天，晋察冀野战军四战连捷，石家庄光复，西柏坡外围安全系数直线攀升。 此时陕北那边也传来捷报。彭老总的西北野战军在宜瓦地区吃掉刘戡整编二十九军，延安收复。胡宗南元气尽失，牵制任务告一段落。1948年4月，毛主席率前委东渡黄河，短暂驻城南庄，敌机低空轰炸的尾焰仍在屋顶留痕。再迟疑显然不妥，于是5月27日，一行人抵达西柏坡。周恩来自此称它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指挥室仅三十五平方米，土砖墙，油毛毡顶，门口风吹就咯吱作响。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关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电文昼夜飞出。电台女兵回忆：主席连夜推演，指到锦州方位时常一句，“要像钉子一样把它钉死”。九月辽沈打响，十二月淮海告捷，一月平津落幕，总计歼敌百万。 地理优势在此刻显露无遗。华北、华东、东北各野战军首长可在两日内赶到，陈毅、粟裕甚至边看地图边同主席讨论兵团迂回路线。陈赓席地打盹，醒来就能拿到新的追击坐标，效率难以想象。 军事决胜并非全部任务。中央早在石家庄解放后就筹划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地点定在西柏坡。1949年3月5日至13日，34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委员与会。会议明确：工作重心移向城市，筹备新政府，制定经济外交大政，批准渡江作战计划。文件刻印完毕，主席环顾会场，淡淡一句：“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 3月23日清晨，村口薄雾未散，两排柏树掩映着石板路。警卫战士挑着行李，机关人员分乘卡车。主席最后转身看了一眼后山，“这片山水记住了我们，我们也记住它。”车队沿滹沱河方向驶离，西柏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如今的西柏坡面积一万六千余平方米，古柏仍在，土屋经修缮，陈列室展示着当年作战图、电话机、油印件。游客多在柏树下合影，却鲜有人意识到：若非当初地理、交通、群众、保密四项合拍，这里最多只是太行山脚下一个普通村落。战争与山河的选择，往往就在军机处一句“去白毛女的故乡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