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带头的战士说：“你被捕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深秋，北京火车站，随着列车缓缓停稳，一位名叫刘万春的军长刚踏上站台，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就围了上来，一句冰冷的“你被捕了”，瞬间砸碎了他的人生，谁能想到，这位曾被蒋介石盛赞有“周亚夫之风”的将领，会在新旧交替的关头，做出如此致命的选择？ 这人，本事是真不小，河北交河县出来的回族汉子，1921年就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科班出身，从北伐战争开始，一路凭着战功往上爬，治军极严，训练起来六亲不认，据说蒋介石亲自来视察，他敢让部队继续操练，硬是没停，这一下，可把老蒋看高兴了，觉得他前途无量。 1949年，历史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跟着董其武在绥远起义。 在通电上签了字，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的军长，新中国没有亏待他，给了他极大的信任和体面，可他心里那杆秤偏了。 一边是新政权的信任，一边是旧主子的许诺，蒋介石通过徐永昌等人从台湾递来橄榄枝，承诺高官厚禄，让他潜伏下来，当“党国的隐秘力量”，这种“双重认可”让他飘了，他觉得自己可以两头下注，在历史的夹缝里捞一把，于是，他悄悄联合鄂友三、张朴等人，策划着自己的小算盘。 他两次派心腹李玉浩，一个辎重营营长，偷偷跑去台湾联络，他以为这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被新中国的情报部门看得一清二楚。 那封徐永昌写来的、谈论“敌后工作”的密信，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聂荣臻把这些铁证摆在傅作义和董其武面前时，一切都清楚了，党内意见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必须严惩，杀一儆百，关键时刻，傅作义站出来替他求情，理由很简单，也很关键：刘万春是起义通电上签了字的人，杀了他，会让其他起义将领怎么想？ 这事儿最终报到了毛泽东那里，领袖的笔锋一转，决定了刘万春的命运，一句“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定了调子，这是原则；另一句“可留性命，不宜掌兵”，则是手段，这个决定，既体现了政治胸怀，也充满了现实考量，稳住了人心，也拔掉了钉子。 同样是从绥远起义走出来的，董其武和刘万春，简直是两个极端，董其武是铁了心跟定了新中国，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加入了共产党，人生走上了新的高峰，而刘万春呢？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东张西望，结果一脚踩空，换来二十多年在抚顺和秦城监狱的漫长生涯。 直到1975年8月，他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走出监狱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两年后，他被安排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晚年从事文史资料整理工作，不知道在整理那些泛黄的故纸堆时，他会如何回望自己当年的选择。 说到底，刘万春的悲剧，是他自己没看清历史大势，总想在夹缝里投机，但他的故事，又不止于他个人。 从被捕到特赦，他的一生，恰恰映照出新中国处理历史问题时的那种手腕——既有原则的坚定，又有策略的灵活，那个“不杀”的决定，其价值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的性命，为国家的团结与稳定，打下了一块看不见的基石。 主要信源：（刘万春——《回忆北伐,抗战与"绥远起义"》；河北省泊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泊头市志》：第二十一编—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