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母亲因是小妾，死后难入祖坟，他气得对哥哥说：我是朝廷的封疆大吏，这还不够吗？谁能想到，封疆大吏袁世凯的生母刘老夫人病死后，竟然面临这样的结果。 袁世凯的生母刘氏是河南项城人，出身贫寒，早年因家境困苦被卖给袁府当丫鬟。 当时袁府的主人是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他是当地有名的乡绅，家中早已娶了正室夫人郭氏。刘氏因容貌清秀、手脚勤快，偶然被袁保中临幸，后来生下了袁世凯，这才从丫鬟升格为妾室。 刘氏在袁府的日子并不好过，正室郭氏性情泼辣，对她时常刁难。 刘氏生下袁世凯后，按照规矩不能亲自抚养，孩子需交给正室郭氏管教。直到袁世凯七岁时，郭氏病逝，刘氏才得以重新亲近儿子。 袁世凯对这位饱受委屈的生母感情极深。他年少时顽劣不堪，在私塾里经常逃课，每次被父亲责罚，都是刘氏偷偷护着他。 后来袁世凯离家从军，刘氏将自己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全部塞给他，叮嘱他在外要争气。这些往事，都成了袁世凯心中最温暖的记忆。 随着袁世凯在官场步步高升，刘氏的地位也水涨船高。1899 年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时，特意将母亲接到济南奉养。当时他为母亲购置了宽敞的宅院，配备了二十多名仆役，还请了专门的厨师伺候饮食。 刘氏晚年患上眼疾，袁世凯亲自遍寻名医，甚至请来了京城的眼科圣手为母亲诊治。 1902年夏，刘氏在天津的总督府病逝，享年七十二岁。 正在推行新政的袁世凯立刻向朝廷请奏丁忧，慈禧感念他的孝心，特准他 “穿孝百日后，仍回任办事”。 带着母亲的灵柩返回项城时，袁世凯以为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母亲的葬礼定能风风光光。 然而，当袁世凯向族长和哥哥袁世敦提出要将母亲葬入袁家祖坟时，却遭到了坚决反对。 袁世敦是郭氏所生，他板着脸孔说：“刘氏是妾，按祖制只能葬在祖坟外围的侧位，不能进正穴与父亲合葬。” 袁世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此时的他已是朝廷一品大员，手握北洋重兵，连慈禧太后都对他礼遇有加。 袁世凯强压着怒火解释：“母亲操劳一生，为袁家生儿育女，如今我身为封疆大吏，难道还不能让母亲享享身后哀荣？” 袁世敦却寸步不让：“官场是官场，家族是家族。官再大也不能坏了祖宗规矩，否则何以服众？” 族中长辈也纷纷附和，认为嫡庶之分乃天经地义，不可违背。 这场争执很快传遍了项城县。当地乡绅私下议论纷纷，有人说袁世敦不通情理，也有人认为家族规矩大于天。 袁世凯的幕僚们建议他直接动用权势压服族人，但袁世凯深知宗法制度在民间的根深蒂固，强行动用武力只会落下骂名。 为了说服族人，袁世凯做出了让步，提出愿意出资修缮祖坟、设立族学、资助族中贫困子弟，只求能让母亲葬入祖坟的边缘地带。 但袁世敦依旧不为所动，甚至放出狠话：“若敢坏了祖制，我就躺在坟前挡着棺材！” 原来，袁世敦与袁世凯兄弟俩早有嫌隙。袁世敦科举不顺，仅捐了个候补同知的闲职，后来因在山东镇压义和团不力被革职，而弟弟袁世凯却官运亨通，这让他心中早已积满了怨气。 袁世敦这次借祖坟之事发难，多少带着几分嫉妒和报复的意味。 袁世凯的亲信们得知消息后义愤填膺。北洋将领段祺瑞主动请缨，要带一营士兵回项城 “协助” 办理丧事，被袁世凯厉声制止。 在僵持不下的日子里，袁世凯每日身着孝服在灵堂守灵，同时派人四处奔走，拜访邻近各县的乡绅耆老，请他们出面调解。 河南巡抚闻讯派人前来斡旋，但袁世敦抱定 “宁可得罪官长，不可违背祖制” 的态度，让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一个月后，袁世凯终于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他放弃了让母亲入葬袁家祖坟的想法，在项城东北的洪冢洼另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为母亲修建墓园。这座墓园占地近百亩，耗费白银两万多两，修建了牌坊、神道、石像生等，规格远超一般士绅的墓葬。 下葬当天，袁世凯亲自扶棺，率领北洋军的将官们为母亲送葬。送葬队伍绵延数十里，军乐齐鸣，仪仗森严，场面之盛大轰动了整个河南。 袁世凯特意命人打造了一块巨大的墓碑，上面刻着 “皇清诰封一品太夫人袁母刘太夫人之墓”，以此来彰显母亲的尊贵身份。 葬礼结束后，袁世凯当众宣布：“自此之后，我袁世凯一支，与项城袁氏宗族断绝关系！” 随后，袁世凯还派人将母亲的牌位送入自己在天津修建的家庙供奉，不再归入族祠。 对于嫡兄袁世敦，袁世凯更是彻底断绝了往来。后来袁世敦生活困窘，托人向袁世凯求助，袁世凯只送去了一笔钱，却始终没有与他见面。 直到 1909年袁世敦病死，袁世凯也未曾回项城奔丧。 这场祖坟风波在当时的官场引起了不小的议论。有人称赞袁世凯孝顺，说他为了母亲不惜与家族决裂；也有人批评他过于张扬，用官场权势对抗宗族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