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军将18岁怀孕7个月的李秀英拖进了地下室，开始粗鲁地解她的衣扣。李

1937年，日军将18岁怀孕7个月的李秀英拖进了地下室，开始粗鲁地解她的衣扣。李秀英决定殊死一搏，她夺过日军腰间的刺刀和3名日军拼命，最终被生生刺了37刀…… 1937年的南京，那座人间炼狱。李秀英当时只有18岁，肚子里怀着7个月的宝宝。你想想，一个对未来充满期盼的准妈妈，本该是被全家人捧在手心里的。但战争来了，什么都变了。她和父亲躲在五台山一个学校的地下室里，希望能逃过一劫。 然而，劫难还是找上了门。三个日本兵闯了进来，他们的眼神，像饿狼一样在瑟瑟发抖的女人堆里扫视。很快，他们盯上了李秀英。 他们把她拖到一边，粗鲁地伸手去解她的衣扣。在那一瞬间，这个18岁的孕妇没有哭喊，没有求饶。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就这么被他们糟蹋了，我肚子里还有孩子，我得拼。 就在一个鬼子凑上来的时候，李秀英瞅准机会，用尽全身力气，一口咬住了那个日本兵的手，同时猛地去抢他腰间的刺刀。 她竟然想反杀。 一个怀着七个月身孕的弱女子，要去夺三个武装到牙齿的士兵的刀。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疯了。但李秀-英就这么做了。那把冰冷的刺刀，在那一刻成了她捍卫自己和孩子尊严的唯一武器。 被咬住的鬼子疼得哇哇大叫，另外两个见状，彻底被激怒了。他们像野兽一样扑上来，用手里的刺刀疯狂地往李秀英身上捅。 一下，两下，十下，二十下…… 鲜血瞬间染红了她的衣衫，也染红了那间阴暗的地下室。她的脸上、脖子上、肚子上、腿上……到处都是血窟窿。直到最后一刀扎进她的腹部，她才彻底失去知觉，倒在血泊里。 日本兵以为她死了，骂骂咧咧地走了。后来，她父亲哭着准备把“尸体”拖出去埋了。就在被抬到门外，冷风一吹的瞬间，已经没了声息的李秀英，竟然轻轻哼了一声。 她还活着！ 父亲赶紧把她送进鼓楼医院，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为她做了急救。经过检查，她全身被捅了整整37刀。肚子里的孩子，没能保住。但李秀英，这个18岁的准妈妈，硬是从鬼门关爬了回来。 李秀英的故事，最震撼的不是她承受的苦难，而是她在绝境中那股不屈的狠劲儿。她不是逆来顺受的羔羊，她是用牙齿和指甲去搏斗的母狼。她用行动告诉侵略者，也告诉了我们后人：中国人的尊严，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绝不容践踏。 当然，在那场浩劫中，每个人的遭遇都是一部血泪史。 和李秀英一样被记录下来的幸存者，还有很多。比如夏淑琴，那年她才8岁，亲眼看着家里的9口人，7个被杀。外公外婆为了保护她们，被枪杀；父亲跪地求饶，被枪杀；妈妈抱着1岁的妹妹，被日军拖走奸杀，小妹妹也被活活摔死。她自己躲在被子里，被刺了三刀，昏死过去，跟妹妹守着亲人的尸体过了14天才被人发现。 还有陈德寿，那年他6岁。亲眼看着姑母为了保护家人，被日本兵用刺刀连捅6刀。姑母临死前就想喝口糖水，可等奶奶端来糖水时，人已经断气了。 这些幸存者，后来都成了历史的“活证据”。李秀英老人更是个“斗士”，战后，她多次赴日作证，把日本右翼告上法庭。官司打到2004年她去世，她都没有等到一句道歉。但她那双直视镜头的眼睛，充满了愤怒和不屈，成了控诉战争罪行最有力的符号。 可现在呢？我们面临着一个比电影审查更严峻的现实：记忆的消逝。 就在咱们讨论电影该怎么拍的时候，日本那边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已经把“南京大屠杀”模糊成了“南京事件”，死亡人数成了“大量”，731部队的滔天罪行，用轻飘飘的“旧日军”三个字就带过了。 他们在系统性地修改记忆，而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却正在遗忘。 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年做了个调查，给00后看未经处理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65%的人不到10秒就划走了。他们可能说得出广岛原子弹是哪天爆炸的，却对我们自己的苦难知之甚少。这就是张纯如女士当年说的：“遗忘，是第二次屠杀。” 我们总说“昭昭前事，惕惕后人”，但怎么才能让后人真正“惕惕”？光靠拍几部电影，吵几个热搜，够吗？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有一面挂满幸存者照片的墙。每当一位老人离世，墙上对应的那盏灯就会熄灭。如今，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已经不足百人，那面墙，正变得越来越暗。 当所有的见证者都离去，我们拿什么和遗忘对抗？ 我们纪念李秀英，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一种精神。 记住在那个人性沦丧的至暗时刻，一个18岁的中国孕妇，是如何用生命和刺刀，划出了一道属于人的尊严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