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吴晗执意要拆除北京古建筑，梁思成苦苦劝阻无果，情急之下竟瘫坐在地嚎啕大哭。林徽因一把拽起丈夫，将他护在身后，抄起拆建通知书狠狠摔在吴晗面前，厉声喝道：“你们敢动这座门，我就当场悬梁自尽！“ 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北京城作为新首都，怎么规划就成了头等大事。那时候的北京，还基本是明清的格局，“内九外七皇城四”，城墙、城楼、牌楼、胡同，像一幅巨大的工笔画，完整、古朴。 可问题来了，新时代要新气象。当时的规划思路，深受苏联老大哥的影响。苏联专家说，你们这城墙，是封建帝王的象征，挡着路，碍发展，除了紫禁城，都拆了，建个大马路、新楼房，多气派。 这话在当时，很多人是听得进去的。你想啊，刚从一个积贫积弱的旧社会走出来，谁不盼着“旧貌换新颜”？那些城墙，在很多人眼里，就是落后的、封建的代名词。 但有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是谁？他可不是个守旧的老古董。他一辈子都在研究怎么把最现代的建筑理念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他对着北京地图，眼睛能放出光来。他提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都无比牛掰的方案——“城墙公园”。 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把近40公里长的老城墙保留下来，上面铺上草皮，种上丁香和蔷薇，摆上长椅。夏天傍晚，几十万市民在城墙上纳凉、散步；秋高气爽，登高远眺西山。城楼角楼，可以改成博物馆、图书馆、小茶馆。墙根底下的护城河，夏天划船，冬天溜冰。 这是一个多美的“环城立体公园”！梁思成说，这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如果这个方案成了，今天的北京，也许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大城市病”，二环、三环可能就是一条风景绝佳的城市公园带，而不是堵得人没脾气的停车场。 可历史，没有如果。 主张拆除的声音是主流。梁思成一次次地去开会，一次次地辩论，讲北京的城市规划是“无与伦比的杰作”，是“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他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急了就跟人吵，吵到后来，当着一众领导和专家的面，一个大男人，竟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就在梁思成快要崩溃的时候，林徽因站了出来。 她当时的身体已经垮了，肺病让她呼吸都困难。但她拽起了地上的丈夫，把他护在身后，抄起桌上的拆建通知书，狠狠摔在吴晗面前，就有了开头那句振聋发聩的怒吼。 这不仅仅是夫妻情深，这是一个用生命去热爱和守护自己国家建筑瑰宝的学者，发出的最后通牒。 “你们把真古董拆了，将来要懊悔的” 林徽因的这句话，像一句预言，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声声应验。 拆除是从1952年开始的。为了扩建天安门广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这两座矗立了几百年的门楼，一夜之间就没了。林徽因当时在会上苦劝：“多开几个门洞不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拆掉？”但没用。 到了1953年，轮到了牌楼。梁思成和吴晗再次激烈交锋。梁思成说，这些牌楼是北京街道的对景，是城市肌理的一部分，就像西方街道的雕塑和凯旋门。 吴晗怎么说？他的理由很直接：牌楼在马路中间，妨碍交通。汽车撞上牌楼，该谁负责？ 最让人痛心的是永定门。1957年，这座北京外城的标志性建筑，以“有碍交通且是危楼”为由被拆除。而在不到50年后的2004年，我们又花了大力气，在原址上把它“复建”了起来。 拆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碍事；等拆没了，又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赶紧再造一个。可正如林徽因所说，“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个假古董。” 真迹的那种神韵、那种历经风雨的沧桑、那种刻在砖石里的历史记忆，一旦抹去，就永远回不来了。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悲剧，不仅仅在于他们没能保住北京的城墙。更深层的悲剧在于，他们所倡导的那种对历史的敬畏、对文脉的尊重、以及高瞻远瞩的城市规划理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我们遗忘了。 好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醒悟。从“拆”到“保”，再到如何“活化”，我们走了70多年。这条路，代价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