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慈禧凌迟处死石达开5岁的儿子，必须剐满3000刀，可是才剐了2刀，孩子就痛晕了，慈禧说：养着，慢慢剐，这场凌迟处死整整持续了9年。
1863年夏，一场几近被历史遗忘的刑罚悄然开启，那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已在四川大渡河边败北，被清军俘获，随他一同被押往成都的，还有年仅五岁的幼子石定忠。 按照清律，石达开身为叛逆首犯，自当处以极刑，但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幼子，也未能逃脱命运的绞索，石定忠在凌迟刑刚割了两刀便昏厥过去。 监斩官正欲终止，宫中传来密令：孩子须剐满三千刀，一刀不能少，行刑暂停，命令生效，这场本应瞬间结束的刑罚，自此延续了整整九年。 石定忠的故事之所以令人震撼，不仅在于他幼小无辜，更在于这场漫长凌迟背后的残酷逻辑，在清代律法中，凌迟乃极刑，旨在对国家重犯施以极限威慑。 本应只用于成年的反贼或罪臣，而年仅五岁的石定忠，无罪而死，甚至连“死”的过程都被人为拉长，成为政权彰显冷酷威严的工具。 石达开的失败，源于天命与人力的双重困境，自1857年离开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后，他辗转多省，意图在西南开辟新局。 1863年春，他率军抵达四川大渡河，突遇连日暴雨，河水暴涨，舟筏被毁，无法渡河，清军从南北夹击，将其三万余军队困于河谷之中，粮尽援绝，退无可退，石达开遂与清军谈判，试图以自身投降换取部下性命。 清军允诺他带两千人交械投降，余部遣散，可承诺终归只是权宜之计，石达开一俘即押往成都，部下悉数被诛，换来的不过是“逆王受降”的一纸名义。 押解途中，石达开并未设想到儿子亦难幸免，定忠当时不过五岁，在父亲营中生活，大多时间由士卒或乳娘照料，并不知战争为何物。 入狱后，起初并未立刻行刑，而是秘密关押，清廷对其并无法律可依的审判流程，而是以“逆种”之名，将其列入“惩前毖后”的象征。 慈禧太后虽尚未垂帘听政，却已掌握后宫与重要政务，石达开之名在朝堂之上屡被提及，皆因其军事才华与士心所向，足令朝中震动，对她而言，石定忠的存在，不仅是逆臣之血脉，更是潜在威胁的根源。 石定忠被判处凌迟，成了政治算计下的一颗牺牲品，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被单独囚禁在成都一处秘密牢房中，日常由狱卒照看。 刑罚以一种几近仪式化的方式缓慢进行，每数月一次，割数刀之后即行止，以药物延命，待伤痕结痂再复行刑。 这段刑罚在朝中也引发争议，部分大臣曾密呈请求免除，认为“殃及无辜”有违圣人教义，惟终究未能撼动慈禧之意志，她所看重的并非个人生命的轻重，而是整个政权的威信。 她需要用这种血腥且极端的方式震慑潜在的反叛者，立下不可违抗的恐惧标杆，凌迟不仅是对石达开家族的清算，更是向天下人昭示：不许反对，不许留种。 石定忠最终于1872年死去，年方十四，终结这场世所罕见的酷刑，彼时清廷已进入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覆灭近十年，而当年的战火也逐渐被人遗忘。 但在川地民间，关于“那个不死的孩子”的传说却悄然流传，狱卒私语、老妇低吟，无不提及那个沉默忍耐、被反复拖入刑场的小孩，他未曾参军，也未曾谋反，只因出生即背负仇怨，成为历史洪流下最无力的牺牲者。 在后来人心中，石定忠与其父石达开，并非简单的“乱臣贼子”，而是以血肉之躯抗衡命运的悲剧人物，他们的遭遇，不仅揭露了一个封建政权为保统治而不惜一切的残酷本质，也让后人思考一个问题：统治的威严，是否值得以孩童生命为代价？ 凌迟三千刀，九年一命终，这是对一个王朝冷酷理性的写照，也是一段沉痛历史对后人良知的拷问，石定忠的死，不应仅作为一段历史的注脚，而应成为我们理解权力、战争与人性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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