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八路军800多名骨干人员在河北杨家铺村秘密召开会议，半夜参会人员睡觉时，3000多名日军奔袭而来，团团围住了八路军，由于敌众我寡，经过一番激战，只有120多人突围出去，430多人壮烈牺牲！
1944年的华北深秋，山风裹着凉意掠过杨家铺村的茅草屋顶，这个藏在丰润县北部山坳里的小村庄，平时只有两百多口人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却在那个10月突然成了历史的暴风眼。
五百多名冀东根据地的干部跋山涉水赶来，他们带着各村的土改数据和老乡们的期盼，要在这山沟沟里敲定一件大事，怎么把减租减息的政策扎扎实实落到每户佃农头上。
警卫战士三百多人挎着配发的新子弹，刺刀在月光下泛着冷光，谁都没料到这些子弹最终会打光在突围的路上。
开会的地方原本定在二十里外的皈依寨，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临出发前突然改了主意。有情报说唐山方向的日军最近调动频繁，平原上的皈依寨太容易暴露，不如钻进杨家铺的山褶子里更保险。
这个决定看似周全，却埋下了致命的隐患，日军特务早就像嗅到血腥的狼，顺着干部们转移的踪迹摸到了新会场。
后来才知道，汉奸把八路军开会的消息卖了个好价钱，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连夜集结了三千多人，比整个丰润县的守军还多出两倍。
会议开得热烈，这些戴着眼镜的教书先生、手指粗粝的农会干部、背着算盘的财粮委员，个个争着发言。
有人掰着指头算账，地租从五成降到三成，佃户家里就能多出两担救命粮；有人拍着桌子说必须惩治那些明减暗不减的地主。
窗外的秋阳把讨论声烘得暖融融的，谁都觉着鬼子的好日子快到头了，美军在太平洋打得日军节节败退，华北的炮楼里都塞进了十四五岁的娃娃兵。
乐观情绪像野火般蔓延，连站岗的战士都放松了警惕，外围哨卡撤得太早，没人注意到山梁后刺刀反射的冷光。
17日凌晨的枪声来得比预想中更早，最先接火的是住在夏庄子的地委书记丁振军，他带着警卫班刚冲到村口就撞上日军机枪阵地。
子弹把土墙打得噗噗作响时，周文彬还在杨家铺的炕上研究会议纪要，等通讯员气喘吁吁跑来报告，所有人都听见了四面八方的三八大盖声，那不是小股日军的骚扰，而是轻重机枪组成的死亡罗网。
日军参谋部显然把这次突袭当作挽回败局的赌注，特意调来了野战炮，炮弹落点精准得可怕，第一轮齐射就炸塌了干部们藏身的院落。
突围变成了一场血色马拉松，宣传部长吕光左手拉着怀孕的妻子，右手握着打光子弹的手枪往北山冲，夫妻俩最终倒在了同一条血泊里。
特务连长刘景余带着三十多个战士三次杀回包围圈，救出一百多人后肠子都被打穿了，还抱着机枪掩护最后一批干部。
最惨烈的是那些文弱书生，他们昨天还在讨论《土地政策二十条》，今天就用钢笔和算盘当武器，有个会计死死咬住鬼子耳朵，直到被刺刀挑开胸膛。
日军战报吹嘘只死了两个人，可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弹坑和刺刀捅穿的棉袄，都在戳穿这个拙劣的谎言。
聂荣臻接到战报时把茶杯摔得粉碎，牺牲名单上不光有冀东行署的笔杆子，还有能徒手画地图的敌工部长、会说五国语言的敌后联络员。
这些人的价值岂是数字能衡量？他们本可以在胜利后建设新的中国，现在却永远留在了杨家铺的山桃花下。
后来复盘才知道，日军为这次偷袭准备了半个月，专门训练特务化装成货郎盯梢，而我们的干部却把安全寄托在山路的隐蔽性上，血的教训太深刻，越是曙光在前，越要攥紧手中的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