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年，75 岁的关露躺在病床上，中央派人给她宣读一份平反文件：“关露的历史已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 一时间，关露喜极而泣，但是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她竟然选择自杀。 病房的窗台上，那盆仙人掌开了朵嫩黄的花，刺扎在关露的手背上，她却没躲。 平反文件的字迹还印在视网膜上，宣读的同志刚走，她就从枕头下摸出个塑料娃娃，娃娃的裙子是她用碎布缝的，脸被摩挲得褪了色。 这是她 9 岁那年，父亲从北京带回来的礼物，后来父亲没了，母亲没了，只剩这娃娃陪着她在二姨家的偏房里读诗。 1939 年的秋天，上海霞飞路的梧桐叶落了一地。关露踩着枯叶去见潘汉年，旗袍的开衩划过高跟鞋，手里攥着刚出版的《太平洋上的歌声》。 “去 76 号，接近李士群。” 潘汉年的声音压得很低，她没问为什么，只想起妹妹胡绣枫说过，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是她旧识。 走出咖啡馆时，风卷着她的诗稿，其中一页飘到了汪伪政府的汽车旁，她弯腰去捡，司机骂了句 “汉奸婆”，她的指甲掐进了掌心。 那时候，她的《春天里》正传遍上海的弄堂。电影《十字街头》的海报贴在电影院门口，女主角唱着 “春天里来百花香”，而她却在 76 号的酒会上，给李士群的酒杯里添酒。 叶吉卿拉着她的手说 “妹妹有才情”，她笑着回应，眼角的余光却盯着墙上的时钟 —— 约定的情报传递时间快到了。 有次在牌局上，苏青瞪着她：“你忘了自己是写《她的故乡》的胡楣了？” 她没说话，摸出香烟点燃，烟雾模糊了牌桌上的 “东南西北”。 王炳南的照片藏在《高尔基选集》的夹页里。那是 1937 年在武汉拍的，他穿着军装，她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刚译好的书稿。 照片背后，她写过 “青山不改”，后来这句话被她划掉，改成了 “勿念”。 1941 年，她从 76 号传出日军 “清乡” 计划的前夜，收到他托人带的信，说 “延安的桃花开了”。 她把信烧在烟灰缸里，灰烬飘进茶杯，喝下去时，苦得像黄连。 半身不遂后，她的右手握不住笔了。保姆说，她总在深夜坐起来，用左手摸书架上的书，摸到《新诗歌》月刊时，手指会在封面的 “关露” 二字上停很久。 那本杂志是她 1934 年主编的，上面有她翻译的高尔基的诗，也有她写给北方的乡愁。 邻居偶尔听见她哼《春天里》，调子跑了，却哼得很轻，像怕惊醒什么。 平反文件宣读后的第三天，她让保姆去买安眠药。保姆问 “买多少”，她说 “能让我睡个好觉的量”。 那天晚上，她把王炳南的照片摆在塑料娃娃旁边，照片背后的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被摩挲得发亮。 她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旗袍，领口的盘扣是自己缝的，针脚歪歪扭扭，像她这一辈子的路。 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落在她脸上。 保姆发现时，她的手还搭在娃娃身上，表情很静，像 1930 年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图书馆里，刚写完《她的故乡》结尾的样子。 书桌上摊着张纸，上面用左手写着：“任务完成”。 1990 年代，档案袋在档案馆的灯光下被打开。里面有关露传递的情报底稿，有潘汉年的批示，还有李士群日记里对她的猜忌：“此女不简单，却总说只想写诗。” 研究者们对着这些泛黄的纸页叹气，才知道那个被骂了 43 年的 “汉奸”，曾在 76 号的枪口下，把日军的布防图缝在旗袍的衬里。 山西右玉县的纪念碑前，每年都有人放一束野菊。碑上的 “关露” 二字刻得很深，像她诗里的句子：“我是流过血的，所以更爱黎明。” 她的诗集再版时，编者在序里写：“她把名字浸在污水里，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干净地活着。” 现在，上海的纪念馆里，她的手稿和那个塑料娃娃放在一起。参观者看着娃娃褪色的脸，再看看稿纸上 “春天里来百花香” 的字迹，总会想起那句话：有些沉默，比呐喊更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