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两特务拽住毛主席问“你认识毛泽东吗？找到赏你5块大洋。”毛主席却说“我认识，我带你们去抓”，说着，便引着两位特务，来到了一处酒楼。 1921年的长沙，夜色如墨，街头灯火昏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巷子的寂静，两名特务鬼鬼祟祟地穿梭在人群中，眼神如鹰般锐利。他们停下脚步，拽住一个身着长衫的青年，低声问道：“你认识毛泽东吗？找到他，赏你五块大洋！”青年微微一笑，目光中闪过一丝狡黠：“认识，我带你们去找他！”说着，他转身，步伐沉稳地引着两人走向一处喧闹的酒楼。特务们兴奋不已，殊不知，他们已被这青年——毛泽东本人，牵着鼻子走进了他的局。 1920年的中国，恰似一锅沸腾的热粥，各地思潮激荡，革命的火苗在暗处悄然燃起。北京的五一节，李大钊站在大学的讲台上，慷慨激昂地呼吁劳工觉醒。何孟雄等八名学生则开着汽车，沿街散发《劳动宣言》，引得路人侧目。同一时间，邓中夏风尘仆仆赶到长辛店铁路工厂，面对上千名工人，宣讲劳动者的权利。而在上海，陈独秀正忙着筹备世界劳动节纪念会，与七个团体联手，点燃了南方的革命热情。 这股热潮的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宛如惊雷，唤醒了无数中国知识分子。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此同时，列宁派出的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于1920年3月抵达中国。他先在北京与李大钊长谈，继而南下上海，与陈独秀促膝深谈，为建党铺平了道路。 维金斯基不仅带来了苏联的经验，还促成了上海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他在上海帮助陈独秀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包括俞秀松、施存统等人；而在北京，李大钊则组建了北方小组，张国焘、邓中夏等人纷纷加入。毛泽东也在这一年秋冬之交，在长沙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建党的核心人物之一。 然而，革命的火种在点燃希望的同时，也招来了军阀的忌惮。湖南军阀赵恒惕，掌控湘省大局，对新兴的共产主义思潮如芒在背。毛泽东因发表进步文章和参与驱张运动，早已成为他的眼中钉。赵恒惕下令悬赏两万大洋捉拿毛泽东，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足以让无数人铤而走险。 特务们闻风而动，街头巷尾喊着“毛泽东”的名字，试图揪出这个“危险人物”。他们的策略简单粗暴：高声喊名，观察路人反应，认为回头者必与毛泽东有关。这一天，两名特务终于“撞大运”，一个长衫青年在听到“毛泽东”三个字后，不经意地回头了。他们上前质问，青年却镇定自若，声称自己是毛泽东的“债主”，并主动提出带路。 毛泽东带着两名特务来到一间他常光顾的酒楼。酒楼里人声鼎沸，觥筹交错，空气中弥漫着酒香和油烟味。楼上的木板吱吱作响，窗外街头的小贩叫卖声隐约可闻。毛泽东不动声色，对特务说：“毛泽东狡猾得很，见到生面孔准会跑。你们在这等着，我上去把他控制住，再喊你们上来。” 特务们信以为真，站在楼下翘首以盼。他们哪里知道，这间酒楼对毛泽东来说如同自家后院。他熟悉每一条后巷，每一扇暗门。他上楼后，迅速从后门溜走，消失在长沙的夜色中。等特务们等得不耐烦，冲上楼寻找时，早已人去楼空，只剩桌上几只空酒杯，像是对他们无功而返的嘲笑。 就在毛泽东巧妙脱身的同时，更大的历史舞台正在上海徐徐展开。1921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里召开，仅有13名代表参加，毛泽东作为长沙代表，与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共商建党大计。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能到场，但他们的思想早已融入这次会议的灵魂。 然而，会议并非一帆风顺。租界巡捕的突袭迫使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在摇曳的湖面上完成了会议的最后议程，大会制定了党的纲领，规定党员身份需保密，不得未经许可担任政府官员。这些严格的纪律，为党在艰难环境中生存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次会议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指明了方向。大会通过的纲领明确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目标。 毛泽东的故事，只是1921年那场革命洪流中的一朵浪花。从北京到上海，从长沙到巴黎，无数青年在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下，投身革命。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在法国成立共产党巴黎小组，朱德、陈毅等人陆续加入，共同为民族的觉醒而奋斗。 这些年轻人，面对军阀的压迫、外敌的侵略，却从未退缩。他们在工厂散发传单，在学校开办夜校，甚至在街头领导罢工。他们的信念，如同暗夜中的星火，微弱却足以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