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是日寇随军记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的，反映了他们的滔天罪行。日军把俘虏或

这张照片是日寇随军记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的，反映了他们的滔天罪行。日军把俘虏或者老百姓装在袋子里，绑在树上进行刺杀训练，多么的惨无人道。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国耻永远不能忘！ 这张照片里，日本兵正把一个人装进麻袋、绑在树上，用刺刀一刀一刀捅下去。 不是演习，不是表演，是活生生的人，是中国的百姓或者战俘。 他们就这样当作“靶子”，被当作训练的对象，一刀接一刀，直到没了声息。 这种照片不是造谣，不是听说，是当年日军随队记者亲自拍下来的。他们拍得很“得意”，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把这些行为当作罪行来看。 这张照片，只是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被记录下的暴行之一。 在那个冬天里，整整六周，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是系统性、毫无人性的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 从这天开始，南京彻底沦为一座没有规则、没有人道的血色之城。 屠刀下不是士兵，而是无辜的平民、妇女、儿童，甚至襁褓里的婴儿。有的被刺刀穿胸，有的被火焚，有的被轮奸致死。 整座城像被火舌舔遍，没有一处干净的角落。 这不是中国人自己说的，也不是战后想象出来的。有人拍下了证据。 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当时就驻扎在南京。 他不是战地记者，只是个传教士，却举起了摄影机，记录下了日军的暴行。 他悄悄用16毫米胶片，拍下了那些撕裂灵魂的画面：哭泣的母亲、被刺穿肚子的婴儿、躺在血泊中的百姓。他一共拍了105分钟，后来有37分钟保存了下来，被缝进衣服里带出南京，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审判日本战犯的关键证据。 除了影像，还有文字。《拉贝日记》是另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 德国人约翰·拉贝，当时是西门子公司南京分部负责人，也是纳粹党员。 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却没有袖手旁观。他在南京设立“国际安全区”，收容了25万难民，尽全力保护中国百姓的性命。他每天都记日记，记录自己所见的每一场屠杀、每一次抗议。 500多起暴行，被他一一写下。这些文字不是文学创作，而是历史的备忘录。 很多年后，他的日记被找回，先后在中国、德国、日本出版，一字一句都像钉子一样，把真相钉在了墙上。 有影像，有文字，有人证。但即便如此，几十年后，依然有声音在质疑，甚至在否认。 他们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那是编造出来的故事，他们说，没有证据，没有尸体，没有照片。 这些人，不是普通网友，而是日本右翼势力里的一些政客、学者、出版人。 在这种背景下，更多人站了出来。比如夏淑琴。她是当年的幸存者，那年她才八岁，家住南京新路口5号。她记得，日军进门之后，父亲被当场枪杀，母亲遭到轮奸后被刺死，一岁的妹妹被活活摔死，大姐和二姐也没能逃脱厄运。 她自己被刺了三刀，躺在血泊中昏死过去。等她醒来时，只剩四岁的妹妹在哭。两个孩子在尸体堆里躲了整整十四天，靠邻居救出才活了下来。 很多年后，她成为大屠杀的“活证人”。 张纯如，就是通过采访她，重新点燃了这段被西方忽视的记忆。张纯如是一位美籍华人作家，从小在美国长大。偶然看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后，她彻底震撼了。 她开始查资料、访幸存者、找文献。 她跑到南京，采访了夏淑琴、李秀英、郭吉荣等几十位幸存者，又在耶鲁图书馆翻资料，找到了拉贝的记录。她还在纽约的一个地下室，找到了马吉拍摄的胶片原件。 那胶片堆满灰尘，藏在四个铜盒子里。 一个一个翻开，每个小方盒里都盛着一卷胶片。 她打开看的时候，整个人都僵住了，画面里，是血，是火，是人间地狱。她说，她一夜没合眼。 1997年，张纯如出版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 这是第一本用英文写作、在西方出版的大屠杀记录。起初没人搭理，没人评论，没人报道。但很快，它靠口耳相传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连续五个月名列前茅。 她用一支笔，把南京的惨剧带到了全世界的视野。 她也因此遭到了大量的攻击。 日本右翼开始围剿她，污蔑她造谣、写虚假历史、收中国政府的钱。他们给她写恐吓信，跟踪她，打骚扰电话。她开始焦虑、失眠、抑郁。 2004年11月，她开枪自杀，年仅36岁。她的死不是单纯的心理问题，而是长期精神迫害的结果。 历史的真相，从来不是写出来就完了的，它必须被守住。 夏淑琴在张纯如死后，遭遇了更大的打击。日本右翼作家东中野修道在书中公开指控她是“假证人”，说她的证词漏洞百出。 这本书一连再版五次，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他们试图用文字第二次“杀死”她。 夏淑琴站了出来，决定起诉。 一位老太太，带着年轻时的记忆，走上了法庭。 中国律师谈臻带领的律师团，帮她在国内发起诉讼，开了先河。后来东中野反告她，他们又带着资料飞去东京。 庭审当天，谈臻鼓励她：“至少坚持15分钟，把你的故事讲出来。”结果，她在法庭上整整讲了半小时，语言清晰，情绪平稳，用最质朴的方式击碎了所有的指控。 2007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判决夏淑琴胜诉。 她守住的不只是自己的人格，更是三十万遇难者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