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67岁的美国总统华盛顿奄奄一息的被两位医生死死按在手术台，他们用刀接连4次割开他的喉咙放出几盆鲜血，而一旁的医生却表示放的还不够…… 1799年12月12日，华盛顿如往常一样，骑着马在弗农山庄的农场巡查。寒风刺骨，大雪扑面，他裹着厚重的羊毛大衣，依旧坚持查看每一片田地。 回到家时，他的嗓子已经隐隐作痛，声音沙哑得几乎说不出话。玛莎劝他休息，可他摆摆手，笑着说：“不过是小风寒，熬一熬就过去了。”谁也没想到，这句轻描淡写的话，竟成了他生命最后的乐观。 第二天，病情急转直下。华盛顿的喉咙像被火烧一样疼，呼吸变得急促，甚至连吞咽都困难。他的脸色灰白，颈部的静脉鼓胀得吓人，手指尖冰冷得没有一丝血色。 玛莎慌了，赶紧请来主治医生詹姆斯·克雷克。这位陆军首席外科医一进门，二话不说，掏出一把黄铜放血刀，语气坚定：“必须放血，排出体内的‘坏血’，才能救命！” 玛莎虽心有疑虑，但在那时的医疗环境下，谁敢质疑医生的权威？她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的血液，一盆接一盆地流出。 上午10点，第一次放血开始。医生用刀划开华盛顿的颈静脉，500毫升鲜红的血淌进陶瓷盆，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腥味。 放血后，华盛顿短暂清醒了一下，甚至能坐起来喝几口水。玛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希望的光。 可好景不长，下午1点，第二次放血又来了，这次直接抽了1000毫升，华盛顿的脸色更加苍白，身体开始痉挛。 到了晚上7点，第三次放血再次进行，足背动脉被刺穿，又是1000毫升血液流出。他的眼神逐渐涣散，连呼吸都变得微弱。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成年人急性失血超过总血量的40%就可能致命，而华盛顿在12小时内失血高达60%，几乎是将生命直接抽干！ 更令人痛心的是，当时的医生完全不知细菌感染的风险，使用的放血刀和缝合线都没有消毒，创口处理粗糙至极。 另一位医生古斯塔夫斯·布朗曾提议进行气管切开术，或许能缓解华盛顿的呼吸困难，但被克雷克一口否决：“放血才是正道！”就这样，一次次“救命”的操作，实际上是将华盛顿一步步推向死亡深渊。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医生会如此执着于放血？答案藏在当时的医疗背景里。18世纪末，医学界还被古希腊的“体液学说”统治着，人们相信疾病是体内“坏血”淤积导致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放血排出毒素。 这种理论源于2000年前的盖伦学说，在华盛顿时代被奉为圭臬。别说普通人，连拿破仑在1821年临终前，也被放血7次，最终死于类似的“治疗”。 当时，细菌理论尚未提出，听诊器还没发明，医生甚至无法准确判断病因，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行事。 更令人唏嘘的是，放血在当时不仅是医疗手段，更是一种社会象征。医生们将放血刀视为“生命之钥”，甚至有专门的血蛭养殖业，年消耗量高达1亿条。 华盛顿作为美国开国总统，接受的“顶级治疗”，恰恰是那个时代最致命的误区。他的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医疗史上一道沉重的教训。 深夜，弗农山庄的主卧室里，华盛顿的呼吸越来越微弱。玛莎坐在床尾，泪水早已流干，她在日记中写道：“他的每一声喘息，都像钝刀割在我心上。” 护理员伊丽莎白一次次更换染血的床单，血迹甚至渗进了橡木地板，至今在弗农山庄仍留有“血渍标记区”。 华盛顿用最后的手势，三指按压喉部，似乎在诉说无法言喻的痛苦。临终前，他对医生低语：“我死得艰难，但不怕赴死。”这句话，透着无尽的坚韧与无奈。 12月14日深夜，华盛顿永远闭上了眼睛。玛莎守着他的遗体，久久不愿离开。几天后，他被安葬在弗农山庄，棺材用铅衬桃花心木制成，试图保存遗体，却因延误下葬导致遗体肿胀。 华盛顿的死，距今已过去两百多年，但他的故事依然刺痛人心。他是美国开国元勋，是无数人仰望的英雄，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承受了无谓的折磨。 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医疗史的转折点。正是因为类似的惨痛教训，现代医学才逐渐摒弃了放血疗法，走向科学与理性。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2021.01.14——《医疗史：令华盛顿和拿破仑致死的“英雄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