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冬天，北京一场突如其来的对话，在将军圈子里传了好几年。钟伟，被平反、恢复待遇之后，兴冲冲跑去见老部下黄克诚，想要拿回当年那套熟悉的老房子。但没等他开口说完，黄克诚脸就冷了。当场发火，说他越活越糊涂。房子是国家的，不是你的。消息传开，不少人愣住了。 几张纸，几句批评，几个名字，从会议桌上传下去，就成了“反党集团”。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后来还有钟伟。 钟伟，那时候在部队里不是最显眼的，但绝对硬气。他当过新四军连长，带过团、带过军，一路从东北打到华中，再从华中打到西南。建国后，他还管过战备、训练、军政干部调整，是能拍板的实干人。 庐山会议前后，他没躲，没藏。黄克诚说得对，他也点头。他没签名支持，却也没批判。他做过的事，说过的话，都被记录在案。 批斗会来了。降职，撤职，交代问题，写检查。原来拥有的待遇、住房、军衔，一样一样地剥下来。他从中央军官楼搬了出来，挤进一个北郊旧院，砖墙斑驳、门窗破旧。 他不争。他咬着牙过日子。他去农场劳动，住集体宿舍，种菜、扫地、挑水。沉默成了他那几年唯一的武器。 1976年，风暴过后。沉默十年的老同志，开始重新浮出水面。 黄克诚先被启用，接着是谭政、肖劲光，再往后是张爱萍、粟裕，老战将一个个复出。到了1978年，“拨乱反正”正式写入中央文件，一场大规模的平反行动铺开。 钟伟的名字也出现在了名单上。 最初是内部沟通。1980年初，军委通知他恢复待遇，安排工作，并将“庐山会议错误处理”定性为历史问题，正式平反。 12月24日，中央军委签发正式文件。钟伟恢复军衔、享受副大军区待遇。他被邀请出席会议，重新挂上制服，佩戴勋章。 他去参观部队，走访战友，参加座谈。人们对他客气，对他敬重。几十年没听到的称呼又回来了：钟参谋长。 他感动。他热泪。他说：“这些年，我没喊过一句冤。但今天，我算活明白了。” 可就在一切都回正轨的时候，一个念头悄悄钻了进来。 那是一间老房子，在北京西郊。小院不大，门口有颗老桃树，花开时整个巷口都香。 那是他五十年代住过的地方。带着家人住，养过花，养过狗。他在那儿写过调令，也批过命令。他出事后，那房子被政府回收，后来住进的是另一个将军——黄克诚。 1980年冬，他去找黄克诚。没有打招呼，也没写报告。他直接登门。他想找回当年的房子。 他说话委婉，说是“有些念旧”。他提到院里的桃树，说起门口的青砖。 但黄克诚的反应让他措手不及。 黄克诚起身，站在屋里，没让他坐，也没留茶。 他很快明白了。 黄克诚发火。脸绷着，声音提高，说那房子是国家的，是政府分配的，不是谁的私人财产。你今天平反，不代表你能要回你住过的一切。你是军人，不是市井之人。 钟伟站在那儿，一句话没回。他知道，自己错了。 他低头，说了句：“那就算了。”转身离开。 这个细节，被在场的人记了很多年。有人觉得黄克诚太冷，有人说他做得对。但钟伟，后来从未提起这件事。 他回去以后，没有再去别的地方说这事。他不申诉，不上访，也不让人帮忙打听。他照常参加活动，偶尔讲战史，讲经验。他走路时腰背挺直，说话慢，但清晰。 他住在分配的新房里，小高层，楼下是新兵宿舍。他喜欢窗外的军号声。 他心里知道，能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20年沉冤得雪，已经足够了。不能贪，不能乱。 1984年6月，他病重。医嘱下达那天，他没有惊慌。他嘱咐家人，葬礼从简，不设灵堂。 六月二十四日，他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官方讣告用词简短，但称其“为我军发展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黄克诚送了花圈。没有卡片。下葬那天，桃花谢了，院子里安静得只剩风声。 那间他曾住过的老房子，还在，但换了住户。院墙翻新，桃树被移。时间把所有痕迹都磨平了。 可那场对话，那场没有座位、没有茶水的碰面，却成了将军圈子里最流传的故事。
